我的作品第一次由手写变成铅字，是在50年前，它得益于群众艺术馆的帮助。

　　那时候，我仅20岁，在崇明乡间一个僻静的公社粮站里工作。因为喜欢在业余时间里写一点东西，就经常被县文化馆抽借去参加创作班。记忆中那时候正在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提倡做好人好事，我写了一篇故事《谁做的好事》,县文化馆把它送到了上海市群众艺术馆。那里的辅导老师看了后认为有加工的余地，就要县里带我到市里去改稿。

　　记得那天我们是乘下午五点的双体船从崇明出发的，到艺术馆已经九点多了。其时的群众艺术馆在外白渡桥边上的黄浦路上，即现在的俄罗斯领事馆内。一楼是群艺馆，二楼三楼是上海合唱团。当年我们郊县的作者去群艺馆不用住旅馆，只要到传达室借一套被子席子到地下室去睡就可以了。第二天，县文化馆的老师带着我，去见了专门搞故事创作的一位叫钱基的老师。钱老师仔细地谈了我的故事，指出了哪些地方要修改，哪个情节要推敲，甚至故事中人物的开相等都一一谈到，我听了大有醍醐灌顶之感。那次和群艺馆的老师相处，让我这个乡下来的青年，确确实实感到了他们对于业余作者的尽心尽力。待了三天，经过钱老师和其他几个老师的帮助，我把故事改好了。回到县里，文化馆把它发表在铅印的文艺材料上，这也算是我踏上业余创作路的开始。

　　可惜的是，这次以后不久，“文革”开始了，群艺馆被逼关上了大门。当我再一次与它有联系时，已是“文革”结束后。我自己也因为当年那篇故事比较成功，被县里从粮食部门调到了文化馆。那时，当年那些辅导过我们创作的老师重又回到了馆里，他们都已苍老了不少。一见到我们这些业余作者，十分地亲热。记得为了培养新的业余作者，群艺馆当时每年都要十天半月地在郊区开办培训班，举办讲座，请戏剧学院的老师和剧团的编导来授课。馆里的辅导老师天天和我们在一起，为一个个小戏，一只只曲艺，一篇篇故事选题材，谈构思，费尽了脑汁，花尽了心思。正是在他们的悉心辅导下，正是在他们的精心点拨下，正是在他们的尽心帮助下，许多业余作者的作品才被搬上了舞台，才能够在刊物上发表。可以这样说，没有群众艺术馆的老师，许多业余作者只能永远在艺术的门槛外面徘徊。

　　最难忘的是有一年，为了提高我们县里的业余创作水平，群艺馆里的何其美、吴才康、丁洪生老师在崇明待了半个多月。他们租借来铺盖，吃住在文化馆里，为业余作者举办戏剧曲艺创作班，白天为大家上课，从题材的结构到唱词的写作，从人物的刻画到冲突的设置；夜晚为作者改稿，从唱词的提炼到道白的修饰；从人物的开相到细节的处理。最终，我们县的群众文艺创作在这一年获得了丰收。创作硕果累累，第二年，市里破天荒地把区县的首届曲艺节放在了当时交通甚为不便的崇明举行。

　　时至今日，我虽然已经成了上海市作家协会的会员，我虽然已经退休在家了，我虽然也已先后出版了十多本书，但是我仍然愿意向馆办的刊物《群文世界》投稿，因为群众艺术馆是我创作路上的引领人。

　　群众艺术馆建馆六十年了。一个甲子的寒寒夏夏见证了它往昔的风风雨雨；六十春秋的朝朝暮暮显现着它如今的枝繁叶茂。

　　十日谈

　　群艺馆二三事

　　珍惜群众文艺并与此同行的人，明请看本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