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要严防城市污染和工业污染向农村转移”，昨天，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赵龙解读国务院印发的《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的“人居生态保护”时，强调要保护农村人居生态环境，并为其“划重点”。

　　近年来，污染从城市流向农村的现象不容小觑。在2015年新环保法实施后不久，《人民日报》就曾聚焦“污染下乡”乱象——随着环保门槛越来越高，执法越来越严，有些污染企业在城市待不下去了，变着法子“上山下乡”，不少村庄成了新的“生态灾区”。

　　这并非杞忧：此前城市垃圾偷倒农村的现象，时有曝光；污染企业进乡村的情况，亦不罕见。新华社早前曾曝出河南等地农村有污染企业利用地下暗管、渗井，打排污“游击战”，结果出现牛畸形、人患癌的恶果；安徽有个镇6年“中毒”5次。2015年3月，环保部部长陈吉宁也曾指出，我国工业污染正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城市向农村转移，全国农村遭受环境污染的比例不断上升。

　　在部分农村地区，环境污染已成为比贫困更堪忧的存在，因为它威胁的是民众健康乃至生命。过去许多农村生活垃圾或许还能就地化解，可现在很多污染物难以降解，何况农村垃圾很难收集、处理率较低，它引起的多重衍生环境效应，会令本就脆弱的农村生态环境系统雪上加霜。而破坏那些绿水青山，也是在让许多人的乡愁无寄。

　　绿色中国，不能撂下乡村，也不可容农村走“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农村生态保护，不仅关乎农民的生活质量，也直接关系到城乡居民的“米袋子”、“菜篮子”、“水缸子”。这也愈显重点严防“污染下乡”的紧迫性：必须尽早改变农村成为“排污场”的景象，也须改变全国4万个乡镇、近60万个行政村大部分没有环保基础设施的情况。

　　事实上，跟很多污染物一样动辄“下乡”的，还有劣质食品、山寨商品等。它们“下乡”，其实是趁虚而入，瞄准的是农村环境监管真空。当下各城市在污染物处理方面的监管体系渐趋完善，可农村地区却仍少这类规范，也处在监管半径鞭长莫及之处。更重要的是，很多落后地区不只环境评价门槛低，环境监管薄弱，还会为了经济发展之需，为污染企业大开方便之门。

　　因而，重点严防“污染下乡”，也须对症施策。纲要划定生态保护红线，自然很有必要。在此之外，还得着力完善农村地区环保基础设施，引导和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农村环保，也要削减环保执法的“城乡差距”，在环评准入、环保问责等方面尽量适用“同一把尺子”，可考虑专业人士说的“全面建立农村集镇、村庄、河道、道路‘四位一体’保洁模式”。此外，在城市严格要求污染物妥善处理外，也同步加强对污染物排放体系全程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