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庭的家务谁来做，这在封建社会中也许是非常明确的事情，由妻子做呗。然而也不尽然，在平民百姓家中是如此，倘若是官吏、巨富豪门，则他们的妻子（夫人）也不做家务，家务由丫鬟、厨娘、仆人等承担。据说中国封建社会提倡的“妇女缠足”的目的之一就是把她们关在家里做家务。有好奇者颇感疑惑问曰：“缠了足不是非常影响做家务的效果吗？”就是呀，要不怎么会说缠足是一件十分愚蠢和丑陋的事情呢。

　　妇女被迫整日跟锅碗瓢勺打交道，封建社会的腐败更造成了家庭妇女的不幸命运。女人一旦成为人妇，等待她们的往往是家务缠身的日子：“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唐·王建《新嫁娘词》）。新婚第三天便挑起了家务的担子，做饭煮羹汤，侍奉婆婆和小姑。

　　尽管社会体制造成了女人在经济上的无权，不得不依附男人；但仔细分析，是互相依赖。明·冯梦龙《古今小说·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有言：“做买卖不着只一时，讨老婆不着是一世。”此处的“不着”带一点方言的味道，系“不如意”也。家中有善于持家的贤妻良母，是老公乃至全家的福气。那么社会上为什么有一种瞧不起家务劳动的偏见呢？因为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妻子做家务不产生经济效益，它不被看作（能赚钱的）职业工作。妻子的家务劳动在国民经济总产值计算中几乎是忽略不计的。

　　关于家务劳动，历来有不同的观点。出生于阿根廷的女作家、医生、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乔达诺-布鲁诺基金会顾问委员会委员埃丝特·比拉尔于1971年出版过一本颇受争议的书《受折磨的男人》，在书中她主张改革工作时间，改革后夫妻双方每天只干5小时工作，因此有足够的时间做家务及照料孩子，随着家务劳动的不断自动化和电气化，一个四口之家，每天只要花费2小时的家务劳动时间，这一观点在欧美的很多国家受到媒体的认可。由于她同时提出了一个逆当时妇女运动潮流的论点：不是妇女受男人的压迫，而是男人受妇女的压迫。为此，她曾在一个图书馆的洗手间遭到四个年轻女子的集体殴打。

　　与此相反，有相当多的西方妇女并不希望丈夫插手她们的传统领域，她们看不惯男人在家务方面的强势。而不少社会学家也提出一种相应的新观点：家务劳动是一个家庭里需要夫妻共同解决的事情，如果妻子承担了全部所谓的“家务”，那也只表示帮她的丈夫做了整个家庭中的一半家务；更何况家里的很多事情至今未被看作家务，而这些事情都由丈夫们主动地、默默无闻地承担着：园子里除草等工作、擦洗汽车、住房的小修小补、每周的大型生活用品采购、与行政机构打交道……

　　当然，妇女们有她们的顾虑，诸如家务劳动是无偿的、家庭主妇没有养老金……针对这些问题，不少国家实行了“守寡养老金”。丈夫活着时，妻子的生活所需由丈夫负责，一旦丈夫去世，依法启动“守寡养老金”。更为可喜的是，许多丈夫在生前就为妻子安排好了自己“百年后”的计划。而一些开明的企业家和政治家甚至真的给自己的家庭主妇每月开工资呢。

　　总之，关于家务劳动是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规和方案的，重要的是夫妇应相互尊重、共同把家庭经营好，幸福地慢慢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