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记事起，父亲脸上就挂着一副深不见底的眼镜。

　　上海解放那年，父亲用14根金条盘下了四川北路、武进路的店面，门面二开间半，100多平方米，取名“联兴百货店”，主要经营床上用品、内衣、绒线、化妆品等。由于门前有21、65路车站，一到下班时人来人往，生意应接不暇。

　　父亲白天忙于生意，晚上算盘珠如雨下。他神情专注，镜片离算盘仅十多厘米，哪怕有分厘的差错都要重新来过。家里一盏罩着绿色玻璃的古铜式台灯透着微光的情景，便是我童年模糊的印象。经年累月，他度数竟达2000多度，并由此闹出了许多笑话。

　　据我父亲自己的回忆，他近视眼是先天的。我父亲出生在宁波，是家里的长子，七个弟妹由祖母管带，祖父一个人在宁波百货公司工作。他13岁那年就挑起了家里的重担，在宁波一家供煤油的店里学徒。有天老板喊他在北墙上挂一幅画，他便站上凳子，托住画，对准钉子，只听哐啷一声，碎了一地玻璃。原来我父亲认为的钉子，实则是墙上的黑点。好在他眼睛迷茫，嘴巴倒能说会道，连赔不是，老板才把他留了下来。

　　1956年公私合营，父亲仍一直作为私方代表经营着本店。但好景不长，“文革”开始后，父亲被列为资本家，被调至四川北路、武进路的风雷百货店小商品柜，每天面对针、线、钮扣、橡皮筋等小件，光绣花丝线就达百种。小商品柜金额小且笔数多，细到几分几角。每月盘货，进、销、调、存，所有品种进出金额及数量全部轧平，往往需要几天几夜！父亲由原来的老板变成了伙计，任人指使，深度近视又比别人苦了一层，经常被顾客埋怨。因提出资本家不准叫师傅，连徒弟也直呼其名。

　　有一次母亲去商店找我父亲，父亲瞥见人影，忙招呼说：“同志侬买啥？”惹得旁边职工哈哈大笑。母亲后来再也不去父亲的商店，如有事就差使我们小孩，以免尴尬。我小时候路过店面，总见父亲低着头，不是算账，就是数钮扣之类的东西。这种遇人点头哈腰的形象是父亲中年的写照。

　　退休后，父亲的兴趣爱好越来越少，终日与收音机为伴。75岁那年，我表姐找上父亲，给他介绍了一份批发证券书报的业务。当时证券公司正处在火红上升期，电脑网络远未普及，股票进出全在营业厅。父亲不改当年勇，又大刀阔斧干了起来。他眼睛不行，耳朵特灵，客户来拿货，才到楼道旁，父亲就张三李四喊了起来，遇谁都有种亲切感。白天接待客户，晚上就和母亲打算盘，每日货款两清。逢上市公司季报、年报出炉，卡车凌晨三点就运到家里。若客户来不及上门拿报表，父亲就乘公交亲自送往。业务范围从虹口一直延伸到杨浦、黄浦和徐汇。

　　我依稀记得父亲阳台和房间过道堆满各种股市书籍，至今书橱里还留有父亲的几本股评书。现在想想真不可思议，一个约80岁的高龄老人，眼睛半瞎，还闯荡半个上海滩。

　　去年，我父亲已93岁高龄，双目近乎完全失明。我一家四口去看望，当我们正说着陆家嘴的变化，说着地铁规划到17号线，老父突然说了一句：“我想去医院开刀治疗眼睛，哪怕只能给我半年的光明。”

　　老父大半生就像他的眼睛一样，灰暗得没有色彩，好在他生性顽强，心态年轻，即使经历了大半辈子的甜酸苦辣，依旧乐观坚强，让人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