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刚：母亲的照片

　　一九九二年，我停下来，没有画画。后来就到德国，看博物馆。看完回来，整个人虚无了，不知道该怎么画。当时有一个想法，买了一个相机，用广角镜头拍一组我身边的人，肖像是变形的，我来画一组这样的，这是一种无奈的想法，反正就这样去表现吧，开始依赖于摄影了。我原来是不用照片画画的，从这儿开始，我想利用一下照片来画画，其实就是想让手动一动。但整个人的状态是不知道怎么画画，也不知道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迷失了。其实就是想找自己的身份和位置。

　　回到家里，看家庭老照片。看到我母亲年轻时候的照片，特别激动，“哎哟，这老照片太好看了！”爱不释手。从前你不会觉得它是很漂亮的照片。当时感受特别深，觉着这好像就是我要找的绘画的一个感觉。但那感觉到底是什么呢？仅仅还原一张老照片，还是什么？它与记忆有关，与我的文化的某些来源有关，与我的很多的情感联系有关……而且我觉得，“家庭”这个概念，好像与我的艺术有一种说不清的缘分……突然一下，看着照片就把有些东西给勾出来了。所以我就去搜集一些家庭老照片。它为什么成为我创作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素材，起因就是她那种形象本身打动了我。还有，我觉得我母亲年轻时候很漂亮。她那个时代的那种形象，跟今天的形象不一样；跟我们过去接触的大量的西方艺术的、我们心目中的那些形象也不一样。但她有一种魅力，是“中国”的一种魅力。而那刚好是我要去寻找的。我想通过人的脸去找到一种语言。

　　一九九三年，我先画了一张现在的我和年轻时候的母亲，两个完全不同的时空穿越在一起。另外一张就是现在的我和现在的母亲，后面有一个电视机，电视机里面在播放她年轻时的照片。它们是最早我画我和我母亲的作品。后来我的画都是以我母亲的形象为基础，开始发展，开始变。

　　最初我比较忠实于从照片中获得的东西，包括不同的人物形象和一些服饰等细节。我也逐步认识到，在那些标准化的“全家福”中，打动我的正是那种被模式化的“修饰感”。其中包含着中国俗文化长期以来所特有的审美意识，比如“模糊个性、充满诗意”的中性化美感等等。

　　另外，家庭照这一类本应属于私密性的符号，却同时也被标准化意识形态化了。正如我们在现实中体会到的那样，我们的确都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之中。在这个“家”里，我们需要学会如何去面对各种各样的“血缘”关系——亲情的、社会的、文化的等等——在各式各样的“遗传”下，“集体主义”的观念实际上已深化在我们的意识中，形成了某种难以摆脱的情结。在这个标准化和私密性集结在一处的“家”里，我们相互制约，相互消解，又相互依存。这种暧昧的“家族”关系，成为我想表达的一个主题。

　　沈宏非：座钟

　　根据靠不住的记忆，这台座钟，可能是我视觉所及的第一个非人类物体；它发出的声音，有可能是我耳有所闻的第一种非人类的声音。以上事件发生的时间，应该在一九六二年九月中到一九六二年十月初。地点倒是十分确定：外滩。

　　和记忆同样靠不住的，还包括此钟的来历:它可能是我姥姥的陪嫁，可能是我妈妈的嫁妆，当然，也有可能来自我的父亲或者他的父亲。无论如何，因有资格提供证明的当事人皆已无法到场，即便能到，其证词亦不足以被采信，故此事已无从确认，因而，关于它的钟龄，有可能是六十年或七十年，有可能是八十年，当然，超过一百年，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因为它的制造商“爱知时计株式会社”成立于一八九八年。总之，它比我老，从我有记忆的那一刻起，它就在那里了，就坐在一个比我还高的五斗橱的顶上，老神在在。

　　后来与它温暖的木质外壳和冰冷的铜制零件所发生的肢体接触，依次来自于：一、用钥匙拧动上弦；二、用装缝纫机机油的铁皮壶给它上油；三、手指对指针直接干预式的拨乱反正；四、推动钟摆；五、关上玻璃门──时间开始了，时间又开始了。除了形象和声音，除了这是我学会操作并修理的第一个机械装置之外，某种意义上，我相信它还帮助我直观地建立起以下这些初始的概念:关于钟点，关于时间，关于单调，关于无聊，关于早起，关于晚睡，关于聚散，关于离合，关于运动，关于停顿，循环往复，成住坏空——最神奇的，莫过于它隔三差五的习惯性故障，比如走快走慢，比如停滞不前，比如明明应该是下午五点却只打了两响钟。凡此种种，对于一个正在建立包括时间概念在内的基础“三观”的未成年人来说，虽不至于尽毁，却足以激发出某种美妙而晕眩的错乱。这一切，正应了很多年以后读到的《围城》的最后一句：“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对人生包涵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第一次长时间地脱离它的擒纵，是在一九八年八月的某日，这一天，我离开上海到广州去上学。我不能确定的是，在我背起行李出门之前有没有习惯性地望过它一眼。大概在十年之后，我在广州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家。父母从上海来看我，行前在电话里问要带些什么，我毫不犹豫地点了这台钟的名。当它再一次坐在我的面前时，小心地上两把发条，迟疑地加一个推力，它居然还能踉踉跄跄地走了几步，响了两声。逝去的亲人再一次在我耳边开口说话。现在，它又和我一起回到了上海，我不知道生锈的钥匙是否还能转动它的发条，脱落的钟锤是否还能“自动”地敲响音簧，事实上，我已经不想知道了，因为我相信，对我来说，它已经脱离了一个时钟的存在，已经超越了时间而变成了时间本身。而对它来说，有可能，我每天早上在镜中改变的面容和每天晚上回荡在室内的我的咳嗽、我的叹息和我的脚步声，都已经变成了它的时计。

　　说什么以后，现在就已是以后；说什么从前，往后就是从前——某年某月某日，在我即将成为非人类的那一刻，我希望它会是从我眼睛里淡出的最后一个物体，从我耳朵里离去的最后一种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