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界的张学良，教育界的蔡元培、朱家骅、杭立武、中国近代科学奠基人任鸿隽，中国现代心理学奠基人张耀翔，中国文化学奠基人柳诒徵，近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之一吕思勉，民国四大经济学家之一刘大钧，数学家朱公谨，地理学家翁文灏，物理学家周昌寿，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哲学家蒋维乔，出版家赵家璧等闻人墨迹尽收其中，且绝大多数为首次公开披露。

　　书中收选函札时间跨度为1926年到1950年，24年的时间，经历了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从创校初期“租房办学”到战乱时辗转迁徙、坚持办学，再到被世人誉为“东方哥伦比亚大学”的种种艰难困苦。信函中的内容从贫寒学生学费豁免，教员聘任薪俸增加，暑期学校师资安排，到决定内迁开办分校，创设附中支持基础教育，邀请明星主持校庆筹募基金，动员校友认捐复校基金，抵押土地证购买仪器设备……事无巨细，涉及学校管理的方方面面。

　　“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之一吕思勉自1926年起任光华大学国文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书中收录了他1941年6月4日致函校长张寿镛、副校长张公瑾、文学院院长张歆海的墨迹，在这封长达4页纸的信函中，吕思勉就课程设置提出了建议和意见。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后的1938年，光华大学以商学院为主，在成都设立分校，而文学院和理学院仍在上海。作为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和教授，吕思勉仍旧专司负责历史系的教学安排和学科建设。按校方要求，他需报史学系的选修科目。信中，吕思勉认为之前的改定结果因为各种原因不尽如人意，希望能够再讨论一次，“甚望就各院各系再行审慎修改一次”，因为学校有了能讲水利史的金松岑先生，吕思勉建议开设该科的课程。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馆长汤涛说，当时，以吕思勉为代表的教授们，除了教学，还积极参与学校管理。

　　儿童教育学家陈鹤琴致朱经农的信写于1941年6月25日，数学教育家朱经农时任光华大学副校长。在民国时期，大学普遍实现完全学分制，大学之间转学相对自由。光华大学被誉为上海四大著名私立大学，因教学水平高，转到光华自然成了很多学生所向往的事。在信中，陈鹤琴推介学生陈新希由新中国法商学院法律系二年级下学期肄业转学到光华大学，“陈鹤琴与朱经农是很好的朋友。他的推介，为陈新希转学成功增加了筹码。”汤涛猜测说。

　　编辑出版家、翻译家赵家璧给朱经农的信函写于1948年6月5日。此前两天，即1948年6月3日，光华大学为纪念成立23周年建造的图书馆新址落成。1947年，赵家璧与老舍合作在上海创办了晨光出版公司，任经理兼总编辑，出版了包括《四世同堂》《围城》等名著在内的《晨光文学丛书》和《晨光世界文学丛书》。作为光华大学1928级英文系学生，赵家璧在信中提出，捐献晨光出版公司一年来全部出版物（28部31册图书），以支持母校发展，为抗战胜利后的光华图书馆作出了很大贡献。　　  本报记者 徐翌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