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闻由国源（上海）文化机构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六十神仙兄弟”大型动漫作品6月10日将在哈萨克斯坦举办的2017阿斯塔纳世博会精彩亮相，并得到世博会组委会的特别授权，将一幅宽18米、高3米的巨幅动漫作品，以国际通用的动漫语言，在一带一路关键节点城市阿斯塔纳城向世界诠释上海民俗学人与文创业者的创造性作品时，这一刻，我特别感动。

　　“中国六十神仙兄弟”是在明代完全定型的道德英雄，2013年，我曾经撰文以《六十星宿的民俗学意义》为题，发表在《中国文化报》上，见报之后，广州《神州民俗》杂志随即在2013年第5期做了全文刊登，后经国内诸多国学网站媒体的竞相转载，在国内外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现在看来，那篇拙文对“中国六十神仙兄弟”的民俗学学理探讨意犹未尽，今借助《新民晚报》“国学论谭”再度阐述我对“中国六十神仙兄弟”与“本命守护神”的传播模式问题，发表一些浅薄看法。

　　一、干支纪年法与中国人的生命信仰

　　中国人的传统智慧，首要一条就是“大道至简”，复杂的事情要简单去做，简单的事情要重复去做，重复做的事情要用心去做，坚持下去，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情。大道至简，悟在天成。“六十星宿”就体现了“大道”智慧，它缘起于中国传统的纪年方式——干支纪年法。说来，也并没有什么复杂之处，就是以“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按照顺序组合起来，得到甲子、乙丑等60个组合，俗称“六十甲子”。如此周而复始，无穷无尽。

　　时间是一维的，时间又是生命的存在要素之一。“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出自《论语·子罕》篇，形容时间像流水一样不停地流逝，一去不复返，感慨人生世事变换之快，当然其中也充满了对于生命与时间的怜惜。我理解，这两句话在全部论语中是最富有哲学意味的。人生的品质，哲学的精华，惟集中在这两句话中，它可以从消极的、积极的各方面看宇宙、看人生、看一切，历史是不会停留的，时代也总是向前发展的。正是基于时间一维的认识，一个个具体而鲜活的生命，在人生有限的时间里，特别需要守护，这就是产生生命信仰的最初动因。

　　“六十甲子”就是中国古人提出的独具智慧的概念，古人用天干地支的组合来记住所生的年份，为了便于记忆和推算，人们就采用鼠、牛等十二种动物来与十二地支相对应的方法，每年用其中的一种动物来作为这一年的属相。而汉民族的本命年就是按照十二生肖属相循环往复推出来的。

　　而“六十星宿”又与古代“太岁”的概念纠缠在一起。太岁（又称太阴、岁阴）最早出现在《荀子·儒效》篇中，原本是中国古代天文和占星术中虚拟的一颗与岁星（木星）相对并相反运行的星，随着岁月的流逝，后被演化成一种神祇信仰。避太岁的信仰则是从避岁星的占星术中分化出来的，两种信仰在战国时代常常混淆，一直要到汉代以后才逐渐厘清。唐代作为轮值的民间“本命守护神”的模式已经大致确立。据《夷坚志》载，宋时常州东岳庙后所供太岁，已俨然冠冕，具有人格特征。自元明以后，最高统治者设专坛祭祀太岁神，并常与月将日值之神并祭。太岁神因时而化，原本是凶神，后逐渐成为生命守护神。后来道家又把太岁称为大将军。《神枢经》云：“大将军者，岁之大将军也。”《正统道藏》中称六十年太岁神均有真名实姓，且皆有神历。

　　从春秋战国时代，经西汉往后各个朝代的流传，一直到明初朱元璋立国，“六十星宿”开始了从生命信仰向城市信仰的延展，经过历代文人学士以及道家的全面改造，封建统治者的倡导，到朱明王朝，将个人出生年的干支之年，称为“六十星神”，即本命年。如某人出生于甲子年，那么甲子即是其“六十星神”，甲子年即是其本命年。道家还认为六十甲子即六十星宿，代表了六十尊元辰星宿神。

　　二、“中国六十神仙兄弟”的三种传播形态

　　通过史料检索，从传播学的视角来分析，我以为，现时流传的“六十神仙兄弟”的传说故事，是依循“原生态—再生态—新生态”的脉络转化发展的。

　　（1） 原生态：六十星宿

　　因太岁神为值年之神，掌人间一年祸福，又称“值年太岁”，俗称“岁君”。民间所言的“太岁”，也叫“岁神”，通俗地说就是这一年值班的守护神，又名岁星、顺星。原本“六十星宿”只是一种纪年方法，六十甲子的每年都对应一个太岁，如逢甲子年，甲子即是太岁，逢乙丑年，乙丑即是太岁。《月令广义·岁令二》云：“太岁者，主宰一岁之尊神。凡吉事勿冲之，凶事勿犯之，凡修造方向等事尤宜慎避。又如生产，最引自太岁方坐，又忌于太岁方倾秽水及埋衣胞之类。”《协纪辨方书》卷三引《神枢经》云：“太岁，人君之象，率领诸神，统正方位，斡运时序，总岁成功……若国家巡狩省方，出师略地，营造宫阙，开拓封疆，不可向之。黎庶修造宅舍、筑垒墙垣，并须目避。”

　　最初，民众是将六十星宿视为上天的星相，并无特别的意义，后世，道家文化不断将天上的星相与人事进行比附，如同《封神榜》中所描写二十四天君之一的王变天君一样，天上的星成为维护天庭秩序主持正义的化身。后世相传，比附的结果，很自然地成为一种拟人化的护法神，道观内或山门前塑其像，通常为红面，披甲执鞭。例如，道观里就将王灵官描绘成忠心赤胆、无私无畏，人赞以“三眼能观天下事，一鞭惊醒世间人”。传统上中国人眼中他是保佑人类不受邪祟侵犯的最高守护神。

　　天上的星宿与人间的生灵就这样默默地结合在一起。

　　（2） 再生态：生命信仰中的“守护神”

　　每六十年轮回一次的干支纪年法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构成中国人纪年的根本。中国人信奉“天人合一”，历代的文人学士，道家学说的方士，就不断传播阴阳五行与生命的对应关系，天干、地支各有金、木、水、火、土的属性，这五种元素在天就是五星，在地就是五岳，在德就是五常，在人体就是五脏，对于人的命运来说就是五行。干支纪年法与阴阳五行的结合，阴配阴、阳配阳，互配成为六十对，形成特定的意象，用来比喻人一生的吉凶过程。值年太岁，掌握本岁的人间祸福，他们“率领各神，统正方位，斡运时序，总岁成功”。国家巡狩省方，营造宫阙，开拓疆土；百姓修营宅舍，筑垒墻垣，并须回避。《月令广义》称，“太岁者，主宰一岁之尊神。凡吉事勿冲之，凶事勿犯之。凡修造方向等事尤宜慎避”。道书称太岁君由都雷太岁殷元帅统管。殷元帅，商纣王之幼子。传称，幼遭国难，母被妲己所害，家破人亡，蒙申真人收养，授以道法，后乃得道成神。秉性刚直慈仁，常为世人驱邪救难。天庭悉其功果，授以都雷太岁之职，掌地司荡凶院，总管人间祸福，祛除邪魅，奖善罚恶，为主宰人间罪福之神明。六十甲子神即归其管辖。

　　“六十星宿”中每年有一位当值的太岁神将，这就构成了每个人的本命神系统，就是具体到每个人的守护神了。这一过程中，“六十星宿”的原生态已经逐渐转化成再生态，俨然成为生命的守护神了。

　　（3） 新生态：城市信仰中的“六十神仙”

　　要将“太岁守护神”为专制主义的统治服务，这种“生命守护神”就要拟人化，并且将这种神祇不断地推上神坛，据唐代杜佑《通典》记载，最早这么做的是南北朝时期的北魏道武帝拓跋珪（371—409年），拓跋珪是一个积极有为的帝王，扩张疆土，励精图治，将鲜卑政权推进封建社会，可惜在公元409年的宫廷政变中遇刺身亡，终年仅三十九岁，在位二十四年，他在位时，就已经立“神岁十二”，说明他开始用十二个太岁神人来专祀了。

　　南北朝之后，历经唐、宋、元诸个朝代，“太岁守护神”也在演进与发展之中，到朱明王朝立国，朱元璋在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诏令天下，将都、府、州、县各级城隍分别封以王、公、侯、伯的爵号。第二年，又诏令去城隍爵号，但称某府、州、县之神，并加以祭祀。又制定城隍庙建筑规格，规定府、州、县城隍庙与当地官署正衙高广规格相同。经过国家的提倡，城隍庙实现制度化，并随着明清以来的城市发展而具有广大的影响力，“太岁”已经完成了其由原先的生命信仰，更成为城市信仰的祭祀对象。《春明梦余录》载：“明洪武（1368—1399）七年（1374）甲寅，令仲春秋上旬择日祭太岁。”明代对六十星宿的重新命名，原本从南北朝开始“专祀”“神岁十二”，明代从数量上拓展了五倍，有六十位太岁神，成就一个甲子，年年岁岁都有太岁神值守。这六十位太岁神的名字全部进行了整理与更换，成为各地安奉太岁的庙宇里面的供奉的六十太岁，或者称“六十神仙”，他们都有名有姓，人生真实，成为神仙后，神采各异，巧夺天工。

　　这城隍庙里的六十太岁神，依着“原生态——再生态——新生态”的延展脉络，在循环回复的形态转换中，民间传说不断地推陈出新，多重传播形态交融并存，民间传说的体系更加完善，内容也愈加丰富。

　　三、“六十神仙”与古代道德英雄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太习惯于自己既定的思维方式，从而得出结论。其实，很多事情，换个角度，也许结果就大不相同，只有敢于冲破传统思维的束缚，才可以打开新的视野，创造新的天地。我们当然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判断明代的选定“六十神仙”的是非，朱明王朝将从春秋时代以来直至明初的六十个人请上神坛，封他们为护佑生命信仰与城市信仰的“大将军”、“守护神”，那是限于那个时代的物质、社会及传媒条件，问题是由统治者树立的神灵是些什么人？

　　那么，这些太岁神是一些什么人呢？例如，“丙申太岁管仲大将军”，掌管丙申年流年运势与祸福。猴相，手托如意。管仲出生在春秋时期齐国的颖上，名叫管夷吾，也名管敬仲，字仲，史称管子。管仲曾经经历人生的曲折，甚至被关进监狱受过屈辱，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管仲，使管仲得以在齐国担任宰相的职位。管仲根据齐国地处滨海的自然条件，提出实施“盐税”的政策，让百姓定居，重用与选拔人才，制订法律要采用合适的条文，掌握军队要同内政结合起来，收取赋税要区分田地的肥沃和贫瘠而分别征收。积累国家的财富，使国家强大，军力增强，与百姓同爱好、共呼吸。对外则以礼相待，用德行来招抚远方的国家，尊敬他国国君，抵御蛮夷入侵，团结各方诸侯。于是，齐国就强大起来，成为诸侯中的霸主。但是，齐国按照管仲制订的方略治国，因此齐国在春秋时期比其他国诸侯要强盛。桓公四十一年（前645年），管仲辞逝。葬于山东临淄牛山北麓，后人建造管仲纪念馆，全面展示博大精深的《管子》思想并综合展示宰相文化以及历代名相对社会的贡献。再如“丙子神仙郭嘉大将军”，郭嘉为人慷慨，生有大志。从国子生升登为进士，被授林州判官的官职，后任翰林编修、监察御使。在任广宁路总管时，辽东地区盗贼猖獗，社会动荡不安。郭嘉在外无援兵的孤城中与盗贼抗争。盗贼胁迫官府弃城投降，郭嘉亲临督战，最后阵亡，明朝廷封赐郭嘉为“忠烈”。再举个例子，“丁卯神仙沈兴大将军”，明时沈兴降生在建宁（今福建省建宁县），身材不高，但是强壮精悍，眼睛炯炯有神。沈兴做事足智多谋，光明磊落。洪武年间，任建宁右卫指挥使司的后所百户。他建造城墙，固守防护。对外挡住了盗贼的侵犯，对内保障了百姓的治安，使建宁的百姓都能安居乐业。沈兴仙逝后，他的儿子沈亮、沈镛、沈泽和沈重等都继承了他的事业。再比如“庚午神仙王济大将军”，宋时王济降生于深州饶阳（今河北省饶阳市），大中祥符三年（1010），他升任为洪州知府，兼江南路安抚使。当时发生干旱，民众饥荒。王济亲自监督官吏煮粥赈灾，收录灾民为洪州兵士，使许多人得以活命。王济临终时，还进言宋真宗，提出吸收贤良、远离谀臣、停止一切非急需的土木工程等建议。

　　六十位太岁神仙都是古代社会感天动地的道德忠良的化身，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价一种伦理道德是积极进步还是消极落后，其标准是看其是否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历史发展。明清统治者册封的太岁神仙，如果我们撩开神灵信仰的神圣面纱，敢于摒弃一切狭隘的思想观念，认真审视就会发现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关于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因素，比如太岁神中强调“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不偷盗”“不与俗争”“父慈子孝”“乐人之吉、恤人之苦、周人之急、救人之穷、慈心于物”等，这些就有利于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保持社会稳定；“不得口是心非”“不得绮言狂语”“不得不忠不孝不仁不信”，这些就有利于反对弄虚作假，杜绝丑恶现象，弘扬社会正气；“诚信不诈”“不淫不盗”“慈俭素朴”，这些就有利于提倡诚实守信、诚实劳动的社会风气。这些因素，在调节社会关系、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释放着正能量，也正是这些积极因素，成为太岁神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基因。

　　今天，上海的学者复原了这六十位道德神仙的正能量，并且按上了“中国六十神仙兄弟”的美名，就是再把神坛上的道德英雄请下神坛，在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大背景下，让这些神仙兄弟，走进当代社会生活，同时也走出国门，走进阿斯塔纳“世博会”，深度讲述中国故事，希望能有助于净化当代社会风气，也使中国软实力的全球共享有一个新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