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先生是近代史上的著名人士，这方印章又是大名家唐醉石先生篆刻的。可是，章先生可能从来没有使用过，听说这方印章一直是在潘伯鹰先生府中。是潘先生请唐醉石先生篆刻了准备送章先生的，还是又有什么其他的原因，至今我也不清楚。我是从潘夫人张荷君女士手中得来的。

　　那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潘夫人交给钱君匋老师这方印章，说转给你的学生陈推之磨去重刻，她要送新加坡的朋友。

　　我拿到后吃了一惊。既是章先生的姓名印，又是唐醉老的作品，怎么敢磨去呢。我便另取了一方漂亮的印石篆刻，连同这一方印章一并交给钱老师。老师叫我自己送去。潘夫人十分客气，说既辛苦你刻印，又贴出那么好的石头，这方印章就给你作为补偿云云。

　　章士钊先生的书迹，近些年拍卖图录里也能见到。颇有书卷气，很耐看。所用的印章大多是巨来宗丈所为，没见过这方唐醉石先生的作品。

　　听说唐先生虽是湖南人，年轻时居住江南，是西泠印社早期的中坚。晚年，住在武汉，还创立了东湖印社。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位老前辈，但一直非常崇敬。所以得到这方印章，欣喜若狂。惜后来也无缘再收得他的其他印作。

　　“章士钊印”（见图），虽然不大，气场却不小。所谓小中见大。从技术层面而言，是师法汉代白文印的，估计唐醉石先生是用其娴熟的浙派手法在上追汉印。所以与一般印人的师汉之作不同，多了些些波折。在唐醉石先生纵横印坛的同时，还有一位名气比他更为响亮的王福庵先生。我对于这二位大前辈的篆刻作品，虽然都极为钦佩，却还没有做过系统的研究。印象中好像二位的风格颇为接近，不但对秦、汉印，还都对浙派的赵次闲，以及与赵同为晚清印坛健将的吴让之、赵之谦研究颇深。这方“章士钊印”，如果不看边款，也许会有许多朋友误认为是王福庵公的作品呢！

　　我所见到的唐醉石先生的印作，好像都是规规矩矩的面目。用字也极为大度，没有花里胡哨的怪模样。据说他早年就被故宫博物院初创的文物馆聘为顾问。二十年代后期起，他和王福庵公相继任职于政府的印铸局，监制当时政府的各级官印。

　　像这方“章士钊印”那样，不宗浙派，暗用浙派的手法上追汉印，从西泠印社创始至今的一百多年中，有许多前辈艰苦探索，取得了悦目的成果。当然，从历史的角度看，风行江南数百年的浙派绝对了不起，他们以切刀法刻出古印的拙趣，是一个成就辉煌的流派。可惜，到了晚清赵次闲，程式化的倾向相当严重。譬如格律诗，经历了盛唐的灿烂，格律、规矩越来越讲究，趣味、内涵渐渐被抽空。浙派的式微，一如唐诗。晚清以后，几乎无人再去蹈浙派的覆辙。许多高明的前辈，便取浙派的手法上追秦、汉，拉开与传统浙派的距离。赵孙孺、王福庵、唐醉石先生等前辈，是这条道路上的前驱者。提到这一条路，也不得不提到叶潞渊丈。他是一位对浙派赵次闲，尤其是对浙派前期的陈曼生深有研究的印儒。他的汉印面目的作品，不但有浙派的拙趣，还注入了金石的斑驳。别有其怀抱，令人怀念。

　　也常有年轻的朋友问我，现在还可以刻浙派面目吗。当然可以，任何时候都可以的。关键是刻得好不好。尤其是纯浙派面目暌违久矣，现在出现这一面目，倒也给人新鲜感。好像电视剧，出来了一个新演员新面孔，一定格外引人注目。

　　其实，即使是赵叔孺、王福庵、唐醉石先生等大前辈，他们也刻过纯浙派面目的作品，试图给倾颓的浙派注入新意。不过，后来都放弃了。

　　唐醉石先生在一九四八年刻制的这方“章士钊印”，因为存在潘伯鹰先生处，才会奇迹般地到了寒斋。不过，章、潘二位先生之交谊极为深厚。一九四九年国共和谈时，章士钊先生是李宗仁政府的谈判代表，而潘伯鹰先生还是其秘书呢。

　　章士钊先生是一位有点奇怪的人物。最早知道他的大名，是中学时代，读到了鲁迅先生和他的斗争故事，还把他打败了，是一个反面人物。及长，读书稍稍多了点，才知道人之善恶，并不是简单的“好人”、“坏人”可概括的。

　　章先生的晚年是可歌可泣的，九十高龄，啣命出境，为两岸和平统一，鞠躬尽瘁。

　　从章先生墨迹上钤用的印章来看，有点讲究。不管这方“章士钊印”是否亲自钤用过，都应该承认是一方好印。按现在有些人流行的说法，还是章士钊“自用印”呢。

　　他的“宿敌”鲁迅先生，用印远不如他。除了有同僚陈师曾公的几方佳作，大多都谈不上是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