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和先生驾车郊游，打开广播，听到王治郅倡导绿色出行：3公里以内步行，5公里骑车，10公里乘坐公交车。先生会意地笑了，这就是把目标的具体化了。

　　随后，他说了个故事：一中国学者在美国拜访朋友，请进、入座、上茶后，他礼节性地赞美朋友的学龄前女儿“真美丽”。没想到朋友一本正经地说，如果美丽是指她的长相，那这是不值得夸赞的；如果还有别的什么，请说清楚理由，否则，“真美丽”就是虚伪的恭维，那是对人的不尊重。

　　我几乎在惊讶于美国人“小题大做”的同时，想到了我们的课堂，这样的表扬比比皆是。“真棒”“简直是天才”“比鲁迅还鲁迅”“李白再世”……不一而足。不管学生表现如何，一概给予这些笼统空泛的赞美，教师成了廉价表扬的批发商。而一旦把表扬具体化了，就能震慑心魄。

　　在张丽钧老师的文章里，读到一位名师的现场评语：一个胖胖的男孩一开口就把句子念错了，老师柔声提醒他看清楚再念，他居然结巴起来。邻座的一个男生忍不住笑了，举手想替这个同学读，但老师没有应允。老师耐心地鼓励胖男孩重新来过，胖男孩的额头渗出了汗水，总算把那个句子念顺当了。老师示意他坐下，然后，走到那个发笑的孩子身边，问他：你想评价一下他的阅读吗？那个男孩站起来，伶牙俐齿地说：他急得出了满头大汗，才把一个句子念好了。老师说：应该说，他为了念好一个句子，急得出了满头大汗——请你带个头，我们一起用掌声鼓励他一下，好吗？张丽钧老师说，在她看来，这位非凡的老师用具体的描述给了弱者尊严，给了强者仁爱，更给了所有孩子看世界的眼睛。

　　具体化了，是与非、美与丑、善与恶，就更分明，绝不模棱两可，绝不拖泥带水，这样就一语中的，一针见血了。

　　我曾自诩是个爱读书的人。我每天翻报纸，在《读者》的氤氲中进入梦乡……北大中文系主任陈平原说：你半夜醒来发现自己已经好长时间没读书，而且没有任何负罪感时，你就必须知道，你已经堕落了。不是说书本本身了不起，而是读书这个行为意味着你没有完全认同于这个现世和现实，你还有追求，还在奋斗，你还有不满，你还在寻找另一种可能性和另一种生活方式。说到底，读书是一种精神生活。曾几何时，读书竟成了消遣，没有了对话和内化，读书和修身、养性成为两张皮了。我不禁自问，我的藏书架、我的床头柜、我的手提包，端居着哪几位教育的、哲学的、文艺的大家？我曾赞美班上的一个孩子：嗜书如命。记得刚入学时，他就问我：老师，除了《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我还该读点列夫·托尔斯泰的什么作品？在随后的一堂语文课，我谈及饶恕，他背诵了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他还说，每天读一首泰戈尔的诗可以“潭影空人心”。读的书一旦具体化了，堕落就是很早以前的事了。

　　我也自认为是个孝顺的人。先生说，你以为每年给老人寄钱就是孝顺吗？什么是孝顺：每周一个电话，5到10分钟；一个月探望一次，带两种以上水果，陪爸妈吃一顿饭，哪怕不给钱。是啊，我常常在周日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惊醒：那是老母亲的电话，准是她梦见我们遭遇什么不测了：诸如我儿子上体育课崴了脚，我们的汽车突然发动不了等等，她要迫不及待地求证，一切无事，她就如释重负地感恩上苍，然后祈祷老天庇佑。我还嗔怪她杞人忧天。

　　我承认自己是个有追求的老师。可在专家答辩会上，唐老师问我，作为“拔尖人才”，你的理想是什么，我竟语无伦次、躲躲闪闪地说，我不要操练的、机械的课堂，我要营造诗意的、有语文味的课堂，我要课堂里“有光”，点亮童心，也点亮自己……李老师也不放过我：“这是你的教学风格，我要知道，你接下来打算做什么？比如提炼自己的教学思想，确定一个课题，在三年里出20万字的著述，在全国各地执教100节公开课……”

　　具体化，让我知道了自己现在在哪里，要到哪里去，还有多少距离。

　　天边有座奇妙的玫瑰园，从现在出发，以奔跑的速度，日夜兼行，几岁时到达？老师从没教过我们这道算术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