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儿童文学作家几代同堂，高寿者多，九十五岁的任溶溶先生刷新的纪录是，迄今稿约不断，经常为新民晚报写随笔，口述老上海的童年生活。

　　任溶溶老先生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儿童文学的翻译和创作。他翻译作品很多，记忆中我读过他翻译的普希金的诗，罗大里的童话，英国作家杰姆·巴里的《彼得·潘》，还有好看到让人痴迷的《随风而来的波平斯阿姨》，林格伦的《长袜子皮皮》等等，不胜枚举。

　　与高大上的文学资历和文学成就相比，任溶溶老先生本人却格外本真，豁达，低调，这基调一贯而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第一次在少年文艺编辑部见他，就是那样。

　　少年文艺编辑部的大办公室，当年文气万千，打蜡的拼花地板，雅致的壁炉，每天十来个文学编辑在里面办公，谈天说地，读者来信多得用麻袋来装，压得结结实实，一袋一袋按日期码在一边。

　　那时节，是全民信仰文学的鼎盛期，编辑部仿佛一个艺术沙龙，往来无白丁，大师名流常来客串，谈文学，聊生活。任溶溶先生不例外，来过多次，冬天穿中式棉袄，春秋天时,外套里面常露出一件宽落落的格子衬衫，语音朗朗，说话率真而风趣。

　　任溶溶先生身上有灿烂的乐天的光芒，品鉴生活也是高手，他还是儿童文学圈内数一数二的美食大师。他本人不避讳这些，只要有人问，他便生机勃勃地答，谈谈诸如广东人如何蒸鱼，诸如他喜爱哪一家的咖啡。他作为美食家的传奇，有很多好玩的“口头文学”，是另一种佳话。

　　在多年的交往中，我发现任老待人真诚，珍惜友谊，礼数周到。有一次，我赠送他一本我写、萦袅插画的《调皮的日子》，隔了三天，收到任先生的回赠，是签名本《我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人》，我们一起参加读者活动，也收到他题给萦袅的新书。去年我参加他的新书品读研讨会，当晚就收到他带着表示谢意的温暖口信。

　　嘻嘻哈哈的顽童一般的任老在创作中，却是极其严谨。他的译作多，几十年里，每次去邮局寄译稿去出版社，从不留底稿，呼啦一下就寄走了。我替他捏着一把汗，说万一邮寄中遗失了呢，而他却说，万一掉了也没事，再译一遍，几乎是一样的。

　　这样的功夫，那还了得。

　　有一年，我去任老泰兴路上的家看望他，他住在低楼，光线不够好，是爬一辈子格子的人，拥有的是笔，一屋子书，甚至他的半张床上，都摆满书，是“与书共眠”。那时任老八十多，聊起他特别怕搬家。也许搬家太费时，也许他不想找不到在身边放熟的书，也许是不想离开夜间爬格子、给过他文学灵感的老房子。

　　看着桌子上孤寂的有点陈旧的灯。我想任老夜晚在这么一个小屋里写作，孤寂的时候，点一根烟，让小小的火光陪伴自己。成就翩然的作家，哪一个不是从孤寂中与灵魂对话，绽放灵感的，冷板凳一坐就是多少年。

　　和任老最快乐的聚会，是有一次他宴请来自香港的作家潘明珠，请我作陪。在杏花楼，任老忙着点菜，不由分说地为我们两个安排座位，吩咐厨房,不让我俩插手任何事。我们静静地享受和老绅士一起用餐的待遇。

　　2017年夏天，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任老先生的新书《给小朋友和大朋友的书》，在文艺会堂举行新书品读研讨会。

　　朋友们说任老的豁达，说他与生俱来的文人气质，说他“五七干校”时候的传奇，说了有关他的一段段佳话。那几乎是我参加过的最松弛的会议，仿佛是任老在主持会议，有他的风格。品读会上，任老并没有出现，但他嘱咐主办方给大家办茶歇，红宝石蛋糕、一杯咖啡是不可少的，现场播放了一段任老95岁生日时录制的视频，他说起自己的时候，神情安然、毫不矫饰，正是这份纯真的童心，对生活的通透认识，支撑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