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护战友春英牺牲，县大队剿灭据点

　　1944年5月，已被提升为通海行署游击旅作战参谋的姚春英，接到通海行署命令后，挑选了战友朱镜渊、陈企莪，组成武工队，回崇明重建抗日武装。此时崇明，日伪控制加强，发展抗日武装需要另辟蹊径。经过上级同意，三人打入国民党崇明区公所内部，站稳脚根。一日，他们得到情报，奚家港日军检问所一个日军翻译要到陈家镇日军据点。姚春英率武工队半路伏击，将日军翻译处死在海滩上。群众暗地传信姚春英回来了，很受鼓舞。

　　7月的一天早晨，姚春英和陈企莪去朋友家取一个包裹。由于汉奸告密，日军已预先埋伏。姚春英发现中伏，两人从后门突围。姚春英开枪掩护，陈企莪突围成功，姚春英腿部中弹被俘。日军把姚春英抬到伪乡长龚星夫家里，严刑拷打。姚春英被日寇折磨致死。

　　驻扎在崇明的日军宪兵队长大庭早志和特高课长中野久勇疯狂搜杀抗日人士，直接被他俩杀害的民众就达100余人，被民众称为“两只老虎”。1945年5月25日清晨，中共崇明县三区区长黄乾亨，游击队员张善、龚希良、季小狗、陈兆清、秦杜郎，抗日民众施振罗、季凤林、盛士芳、陈士良、龚士熙等10余人被绑在一条长长的麻绳上，在“两只老虎”和10来个日军宪兵的押送下，步履艰难地走向堡镇轮埠。原来，日寇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便狗急跳墙，打算把这些抗日人士全部杀掉。

　　最后关头，秦杜郎表示愿意领捉抗日人士。大庭早志示意把他解下绳扣，其余人全被日寇绑上石头投入大海。逃过一劫的秦杜郎被日军宪兵押回牢房。他清楚自己面临着两条道路：一是领捉抗日人士，当可耻的叛徒；二是逃出去。如果两条路都不走，只能再上死路。秦杜郎不愿当叛徒，选择逃跑。

　　也许日寇们因为行动顺利而得意忘形，也许他们想要养精蓄锐，准备次日跟着秦杜郎抓捕更多抗日人士，总之，这一夜敌人对秦杜郎不审不问，看守也相对松懈，秦杜郎成功越狱。1947年11月28日，上海军事法庭派军法官到崇明调查黄乾亨等蒙难一案。秦杜郎作为日寇行凶的见证人，愤怒控诉了大庭早志和中野久勇杀害黄乾亨等十余人的详细情况，带领军法官、书记官等到实地指证。大庭早志和中野久勇被定为战犯，判处死刑，于1948年4月8日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刑场被执行枪决。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同日，毛泽东发表声明指出：“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条件下，对一切侵略者及其走狗进行广泛的进攻。”8月10日至11日，朱德总司令发布受降及全面反攻等七道命令，命令解放区人民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器，接受日寇投降！

　　中共苏中区委第四地委贯彻上级对日寇大反攻的指示，对崇明县工委进行调整，由郁谦任书记，陈伯明、龚兆麟、倪瀛、孙永禄、施汉民任委员；令东南行署崇明县办事处主任倪瀛筹备崇明县政府成立事宜和区级机构；黄宝森江防大队和东南警卫团四连改编为崇明县大队，原东南警卫团参谋长龚兆麟任大队长，郁谦任政委。郁谦奉命率县大队赴崇拔除新开河城隍庙日军据点，拉开反攻序幕。

　　新开河镇城隍庙是日军设在崇明中部重要的据点，扼县城与堡镇交通要塞。日军小队已奉命撤到县城驻地，现有伪军一个中队驻守，共100余人，中队长杨凤林。为端掉这个据点，一个月前，东南警卫团即派地下党员薛林祥和四连排长顾克潜回崇明，在地下党组织配合下，把城隍庙伪军情况摸得一清二楚。

　　1945年8月13日傍晚，10余艘帆船从启东万家港出发，扬帆横渡，驶进崇明谢家镇邢港东侧浅滩，郁谦率指战员们涉水上岸，在派出先行侦察的薛林祥和排长顾克接应下，穿过茫茫芦荡，进入三合镇，与强明乡地下党支部书记范本宰带领的70余名民兵会合。

　　当夜12时许，县大队和民兵向南穿小路直插新开河，至大石桥时兵分三路，分别集结于东侧陆宅、南侧汪宅、西北角曹宅。不久后，战斗打响，顾克率短枪队从东北角突入，县大队冲进营房，仅半小时就结束战斗。此战缴获长短枪100余支，战马1匹。俘虏被集中训话后遣散。伪军中队长杨凤林被带回启东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