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成为胡荣华老师的“粉丝”应该感谢1982年复刊的《新民晚报》。那年，第二届“五羊杯”象棋冠军赛正在广州激烈进行，晚报体育版每天都有详细的战报，甚至还有棋局评点。当时正沉迷于棋道的我，每天不等夜饭吃饱，先得把夜报的棋讯读完。胡荣华、杨官璘、柳大华三位全国冠军，下四循环决定名次，这样的赛制在追求“短平快”的当下是不能想象的。但就是这么传统的棋战，整整让场内场外的棋迷牵挂了十几天。比赛进行到最后一轮前，柳大华一马当先，积分比居次的胡荣华老师高了2分。末轮正好是他俩对决，柳老师只要和棋便可将冠军奖杯收入囊中。在背水之战中，胡老师采用了被棋谱论定吃亏的布局变化，使对手的“家庭作业”落空，不得不在布局阶段耗费时间来应对胡老师“旧瓶”中装的“新酒”。最终在时间恐慌中被胡老师的精兵攻克了王城。胡老师拿下此役，两雄积分持平，迎来了快棋加赛。胡老师再接再厉，一战而定乾坤。

　　这样的逆转，在胡老师漫长的棋艺生涯中只是一个案例，但足以让我记一辈子。此后，我无可挽救地成为万千“胡粉”中的一员。当我成为一名编辑之后，我有幸走近了胡老师，成了他著作的“责任编辑”，也为他做了一些事，这是我的福气！

　　在感谢了一份报纸后，我要感谢一个人，他是我的兄长——葛维蒲大师。1995年的一个夏夜，听说我想编胡老师的自战解说集，葛兄陪我来到了上海棋院胡老师的办公室。那年我28岁，是辞书出版社最年轻的编辑（职称还是“助理编辑”），面对偶像组稿，真的很抖豁，我真没想到棋盘外的胡老师如此随和，一个大名家什么条件都不讲，就欣然接受了一个小编辑的请求。因为知道我是屠景明先生的学生，也看过我写的一些象棋方面的文章，胡老师竟然放权给我，让我先搜集资料，最后给他审定。

　　那本名为《胡荣华妙局精萃》的厚书是1997年4月面世的，收集了胡老师从1960年至1996年间的二百五十多局自战解说，虽然有个别遗漏，但可以说是研究胡荣华棋艺的一本绕不过去的重要著作。那年5月1日上午，在陕西北路辞书出版社门市部举办胡荣华老师新书签售活动。活动信息提前在《新民晚报》刊登，当时晚报的影响力实在“结棍”，以至于门市部的门前排起了长龙。如果我记忆不错的话，第一位读者是一位残疾人，他是清晨开着残疾车从杨柳青路赶来的。当天的签售，这本定价26元并不便宜的象棋书，居然售出了将近五百本，出版社社长和发行所经理都说想不到。

　　胡老师夺得全国象棋个人赛冠军14次，2000年在蚌埠的第14次，55岁的胡老师创下了夺冠年龄最大的纪录，也留下了一波六连胜的奇迹。万幸的是，我在现场，我这个业余记者成了沪上三大报的唯一供稿人。那次去我还有一个写作任务是为胡老师记录自传材料，我随身带了一个小录音机，比赛间隙就去胡老师房间和他聊天，后来胡老师成绩越打越好，怕影响他休息就暂停了，回上海后又聊了几回。遗憾的是，这个由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约写的连载仅仅写了一个月，就因为版面编辑的换人“无疾而终”，我对胡老师的采访只做到1962年。这项未完成的工作很难再有机会弥补了，事情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想起来还是觉得很可惜。

　　2002年春，受央视体育频道王京宏兄之约，我十万火急入京，在梅地亚宾馆，被京宏兄“软禁”数日，赶出了万余字的五集《体育人间·胡司令外传》电视纪录片文字脚本初稿。作为撰稿人在史料方面我还是有贡献的，不过脚本经过张虹、京宏两位专家的大幅修改加工定稿，比我的毛坯精彩百倍。

　　一来二去和胡老师混成了老熟人，他人前人后地总是为我说好话。因为早年屠景明先生是上海市队教练，胡老师是刚进队的小队员；而我因为一直帮助屠先生编写书稿，尽管没有磕头拜师，大家还是认可了我这个屠门的“关门弟子”。所以胡老师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称我小师弟！平时见面，他会随着孙勇征、谢靖的口吻叫我“杨指”。我明白，这是胡老师对我这些年为象棋运动做的一点事情的肯定和尊重。我这一生既已“误入棋途”，那是一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了！

　　和旭光先生的缘分始于为他的一本象棋入门书做特约编辑，而见面却要迟至近两年。他多才多艺，精力充沛。他的象棋水平比我高得多，去年在全国老年人比赛中保持不败纪录获得棋协大师称号。他对胡老师也相当熟悉，为胡老师写传记，我觉得他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谨以这些拉杂的文字，聊表我对胡老师的敬仰和对旭光先生的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