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筹观众

　　在大洋彼岸的好莱坞，点映已经有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在中国，点映第一次出现是在2002年。那年，张艺谋为了让《英雄》有资格提名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前在深圳举行了为期7天的点映。随后，《天地英雄》《如果·爱》《无极》等影片，也都采用过点映的形式。

　　不过，那会儿的“点映”只能算是一种商业大片炒作的噱头。而众筹点映这种模式的出现也不过是这几年的事情。这种模式的缘起，其实和文艺片在中国的生死存亡有关。

　　2016年，吴飞跃、秦晓宇作为纪录片导演，一起拍了一部讲述工人与诗歌的纪录片《我的诗篇》（见上中图），尽管它拿了国内几乎所有重要的纪录片奖项，并入围了金马奖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可是发行公司最初的判定是：它不会有观众。无奈之下，吴飞跃决定通过互联网平台，用众筹点映的方式找到对的观众。

　　最终，这部影片通过众筹点映，在全国205座城市完成了1000多场放映，吸引了10万观众，并引发了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众多国内外媒体的报道。凭借众筹点映积聚的能量，还使《我的诗篇》成功进入院线公映，成为第一部由普通观众推动进入院线公映的电影。随后，吴飞跃便和朋友一起创立了大象点映这个平台，一来为了让观众看到更多想看的电影，二来也让自己和更多的文艺片导演藉此看到希望。

　　聚集同道

　　现在，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网络，成为众筹点映的发起人，具体发起过程也不复杂：选定城市和影院，确定预期观众人数（一般在60人左右），提交给平台，之后点映平台会联系影院，确定票价和人数，审核通过点映申请。发起人如能在预定放映日期之前顺利召集到所需数量的观众，则排片放映。如召集不到应有的观众数量，则放映取消、全额退款。对于影院来说，这种形式，他们也非常愿意接受，毕竟保底80%的上座率，比起现在公映排片的平均上座率要高出几十个百分点。

　　点映，可以将对电影有着同一理想和追求的人汇聚在一起。无论是点映发起人抑或是普通观众，还有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都凝聚着对电影的理想。大象平台目前四十多人的团队中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电影爱好者：有的是来报考上戏研究生的，来了上海，在平台上看到了苦寻不到的电影，于是考研之前先在平台熏陶熏陶；也有的是今年参加完上海国际电影节意犹未尽的，看到点映平台做着自己想要的电影，干脆不回家了，扎根干这行了…… 

　　相比院线排片，众筹点映更像一种自下而上的选择，能够吸引更多“志同道合”的人。

　　为了集聚人气，点映平台一有机会，就在观影活动期间组织影迷交流互动。在一些点映发起人看来，这种针对艺术电影、纪录片爱好者的社区感，正是大象点映区别于传统观影的价值。在这里，不仅可以一起欣赏尚未公映的新片，也可以看到《有人赞美聪慧，有人则不》《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见右上图）等虽已公映但少有机会登陆大银幕的冷门佳作。聚在一起的影迷三观相投，热烈讨论，也自然会成为朋友。

　　电影市场上的主流观众首选商业类型片毋庸置疑，像是枝裕和这样的艺术片导演的受众体量尽管不大，但愿意主动观看艺术电影的观众数量在稳步增长当中，虽然远远未到能与商业类型片受众抗衡的程度，但也是不能忽视的分众市场。

　　本报记者  吴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