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捧读《新民晚报》，总有一种见到亲人般的感觉，心里流淌着一股暖流，这与老社长赵超老有直接的关系。正如余秋雨所说，《新民晚报》已经融入了赵超老的“生命形象”。捧读这份报纸，我可以真切地触摸到赵超老的人文气息……

　　赵超老是我的同乡，他出生在浙南文成一个叫梧溪的小山村里，按当地辈分，我管他叫表叔。他与我家大爷是一起玩大的童年伙伴。听大人们说，他写过《延安一月》，在上海办报纸，是毛主席的老朋友。对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无数次想象长大后也能成为像他一样的人。我知道，我不可能认识他，但我可以看他办的报纸。

　　记得1982年元旦，停刊16年的《新民晚报》复刊了，但那时，要凭票才能订阅，个人很难订到。当时我还在乡下一个偏僻的林场学校读书，根本看不到这份报纸。一次，我到县城参加运动会，溜了出来，跑了十几家机关单位，终于在一家单位阅报室的一角找到了《新民晚报》。

　　我发现晚报与众不同，版面不大，文章超短，配有报花，字里行间有着浓郁的人文气息。因为是赵超老办的报纸，我捧读它就像见到偶像，激动不已；我屏住呼吸，翻阅报纸的手不自觉地颤抖起来。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赵超老用“林放”笔名撰写的杂文专栏“未晩谈”。

　　从此，我成了晚报的忠实读者。父亲见我痴迷于这份外埠报纸，便托邮局的朋友专门给我订了一份。报纸从上海捎到浙南乡下，皱巴巴的像一条痩长的小黄鱼，我总是先将它放在桌子上慢慢舒展开，小心地抚平它。报纸带到大都滞后几天，有时邮递员干脆将“小黄鱼”扎成小捆投递，新闻成了旧闻，但我仍读得津津有味。

　　有了《新民晚报》的陪伴，我与赵超老走得更近了。我成了“未晚谈”的“发烧友”，倘哪天不见，便若有所失。也从那时开始，我开始向各种报刊投稿。

　　终于有一天，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像赵超老那样当起了记者，还担任了报社的副总编。《新民晚报》成了我办报的标杆，赵超老倡导的“短、广、软”办报方针，还有他提出的“飞入寻常百姓家”“为民分忧，与民同乐，跟千家万户广结善缘”的民本思想，成了我们遵循的办报理念。

　　时光荏苒，我从一个黄毛小伙，变成如今一个夹杂着花白头发的半老头子，我也从过去纯粹的赵超构崇拜者、虔诚的《新民晚报》读者，逐渐转变为赵超构办报思想的实践者、赵超构传记的写作者和新民报史的研究者。唯独不变的是我对《新民晚报》的半生情缘！

　　这些年来，我跑得最多的城市是上海。当我买到油墨飘香的《新民晚报》时，便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

　　当我在键盘上敲下这些文字时，窗外不远处的灯火正在夜幕中演绎着五彩斑斓的画面。我呷了口清茶，习惯性地读起了《新民晚报》。多少年来，在我的心里它已不仅仅是一份报纸，它就像是我每天要见面的家人一样；捧读它，就是我与赵超老前世约定的“遇见”，也是我继续前行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