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享誉世界文坛的华裔作家，她的笔下诞生了无数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人物。少年参军、从舞蹈演员到战地记者、旅美留学……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严歌苓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动力。她以中英双语写作，作品被译成英、法、日、荷、西班牙等二十余种文字。无论对东西方文化魅力的独特阐释，还是对社会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都折射出人性的思考。
5月11日，严歌苓的最新小说《床畔》（原名《护士万红》，刊登于《收获》2015年第二期）单行本将面世。近日，在美国度假的严歌苓接受了本报的隔空采访，讲述了作品从起笔到付梓的故事，她说，其实很多故事都是命中注定要写的。
1 《护士万红》
“休克”20年终于活过来
“小说是不能硬写的，写不下去，证明自己对这个作品还没有想好，没有弄清自己到底想写什么。我拖着这部小说的手稿从美国到非洲，从非洲到亚洲，又从亚洲到欧洲。在台北居住的三年中，我再次开始写作《护士万红》，写得很艰涩，最后还是放弃了。2009年，我们全家搬到德国柏林，我一直想把这部作品重写……直到去年，我才把这部小说的所有手稿再次翻出来，各种稿纸堆了一桌子，我推翻了之前全部的构思，重新写作。”
1994年，严歌苓的父亲第一次去美国探亲，她把写这部小说的想法告诉了父亲，父亲认为，小说应该以两个人的主观视角来写，一是女护士的视角，二是被传统医学判决为植物人的张连长的视角，两个视角都是第一人称。那一稿的结果，就是厚厚一堆稿纸，一个未完成的、不能自圆其说的小说。但严歌苓没有放弃《护士万红》的创作，稿纸被一次次翻出来，读着读着，激情再次燃烧起来，她一直想重写这部作品。有一次，严歌苓和张艺谋导演谈剧本时，也谈起了这部小说。张艺谋觉得不该把植物人作为其中的叙事视角之一，关键不在于他是不是真的正常地活着，关键在于万红以信念去证实他活着。去年，严歌苓推翻了之前的全部构思，重新写作了现在的《护士万红》。“距离和父亲探讨它的雏形，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如今父亲已经过世，最终也没有机会读到这部休克了多年终于活过来的小说。”
严歌苓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著名作家萧马。由于成长于一个“文学断裂”的时代，严歌苓学生时代的教育都是在父亲的书房里完成的，这也使她毫无选择地选择了文学。12岁那年，严歌苓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舞蹈演员在祖国大江南北奔波巡演。“我少年时从军的经历几乎影响了我一生的创作选题。”当兵的第三年，严歌苓随团去铁道兵的筑路工地巡回演出，那是她第一次知道世界上存在一支专门修铁道的部队。后来她被调到铁道兵部创作组。这也让她发现，原来在一个舞者的身体里，休眠着一个作家的人格。“当兵的经历，为我写这部小说提供了扎实的生活经验。当然《护士万红》并不是我采集来的一个故事，而是我在脱下军装二十多年后一直想表达的一种军人精神。军人精神的核心无疑是英雄主义。”严歌苓说，这是一个她冥冥中感觉非写不可的故事，算是她的“命中注定”。
2 《陆犯焉识》
写得最苦但最满意
一直以来，严歌苓都被公认为是一位擅长写女性人物的作家，她塑造了不少忍辱负重、在乱世里生生不息、在爱情困境里腾挪跌宕的女性角色。但2011年，她却把笔触伸向了男性人物，推出了长篇小说《陆犯焉识》。这部小说也被严歌苓称为是其多年来写得最苦，但也最满意的一部书。
去年，电影《归来》的热映，再次让很多人重新把视角投向严歌苓的原著小说《陆犯焉识》。电影只使用了小说最后的内容，故事的重点也在于团圆的主题，但牵扯观众的始终是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精神命运。主人公陆焉识是个虚构人物，却也和严歌苓祖父的经历有密切联系。“他是个神童，十六岁上大学，二十五岁读博士，之后有着长达20年的大西北监狱生涯。”祖父严恩春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曾在厦门大学教书，是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的首位中文译者，在对时局的失望中自尽身亡。严歌苓旅美后，才了解到祖父在美国的生活，她去过他当年就读的大学，找到他一部关于改革开放的博士论文，祖父监狱生活的部分，来自一位长辈的叙述，他给严歌苓讲了很多故事，并且提供了他的笔记。
为了写好祖父，严歌苓思考了20多年，一次又一次地去主人公作为右派被流放的青海，和监管人员交谈，她也一次次往返于主人公留恋的华盛顿和上海，体验生活。“在青藏高原采访的时候，我看到那所废弃的监狱，听来的故事才真正在我脑子里活了。”严歌苓回忆，还有高原上一些植物和动物，都让她在写《陆犯焉识》的时候，想象力有了更多依据。“我印象最深的是接待我的一位县司法局长，他是藏族，非常淳朴，带人到路上迎接我和随行的朋友，手上端着青稞酒站在大风里等我们等了很久，他跟我说，多年前关押在那个废弃监狱里的很多犯人，都是错判的好人。我想他如果不那么纯朴，一定不会在最初接触我们时，就那么直率又信赖地跟我们这样讲。我又想到，陆焉识当时的生活环境尽管极致残酷，但一定也会遇上像这位藏族局长式的干部。这就是我写邓指这个司法干部的最初灵感。”故事是听来的，但细节，几乎全来自采访，“那种极致环境下的东西，不去彻头彻尾的采访，是找不到的。”积累了大量素材后，严歌苓花了三个月时间，就写成了50多万字，但等到编辑催着交稿时，她依然惴惴不安，还有种“要烧掉书稿的冲动”。交稿前一天，她又通读了一遍，还是感觉“粮草不足”，又苛刻地删掉了10万字。
小说最后的结局是不是太悲了？严歌苓的答案是否定的：“最终的结局其实是对自由的反思和咀嚼。我爸爸是两只耳朵逐渐失聪的老人。我发现他开始逐渐自己选择要听什么，不要听什么，烦他的，他就把助听器摘掉。后来我发现，他不戴助听器时，他的眼睛就像孩子一样，充满幻想，这个时候倒像是挺自由的状态。所以我就想，陆焉识爱过的女人，我希望她能够回到一个非常童真的状态，就让错位的爱情永远错位下去。”
身可由己
迁移生活给创作注入活力
“每天有一段时间，忘记各种烦心事，专心地读一本好书，你就找到了避难所。”严歌苓说，在她看来，读书人最自由，因为会有跟自己独处的空间，会有一个世界让她在里面遐想，把大量的寂寞时间化成珍贵的自我世界。
1989年开始，严歌苓就一直在海外生活。最近几年，她跟随着外交官丈夫，几乎每过两三年就换一个地方生活。“旅居在多个国家的结果是，不以一种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感情方式为唯一方式。在自己的文化里呆久了，容易不认同别的种族的文化，容易不自觉产生文化沙文主义。一个作家应该是心怀最开阔，最具有容纳量的人，所以迁移的生活总是让我不自以为是，让我总能站在新的比较位置上，从对他种文化的了解，或者为了解作的努力，重新认识自己种族的文化。”严歌苓说，他族的文化总是刺激她回观自己的文化，文字和文学也是同样，比较产生更深的自我认识。“我觉得有的作家是必须非常本土化的，有些需要和本土保持距离才能保持活力，迁移的生活就给我的创作不断注入活力。另外，在海外写作的感觉就是时间充足，身可由己。”
每到一个地方，严歌苓会做一个率性好奇的食客，也会游览当地的名胜古迹，还会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然而“读书、读好书”永远是每天的精神功课。“我的生活很规律也很单调，写作读书看电影陪孩子。”严歌苓说，另外就是运动，隔天游泳1000米到1200米，隔天长跑带狗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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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万红》创作语录
严歌苓
● 这也是一个美人救英雄的故事。女性心目中对英雄的衡量与定义非常能够体现时代和社会的定义。
● 英雄主义的实现，需要集合种种积极的人格因素，比如忠诚、勇敢、自律、自我牺牲，等等。
● 这是一部象征主义的小说，年轻女护士坚信英雄活着，象征她坚信英雄价值观的不死。
● 万红并不否认应运而生的其他种种英雄价值观，但她永远不放弃以张连长为代表的舍己救人的英雄价值观。
● 张连长是不是植物人，是不是像正常人一样活着，象征你信仰什么，信则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