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巨鹿路675号，三楼。阳光透过斑驳的铁窗，洒进房间。开裂的人造革沙发、陈旧的彩色电视机、堆放整齐的投稿邮件、随处码放的书籍和杂志，还有墙上“中国出版政府奖”和“上海市著名商标”的金色牌匾。“35年前，我做实习生，就是在这间屋子。”在《收获》杂志编辑部，主编程永新接受了新民晚报的独家专访。时不时地，有编辑来找他签审稿费单，或者商量周末《收获》创刊六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座席摆放。
他随手给记者看了看已经确定出席的外地作家名单：莫言、余华、贾平凹、苏童、谌容、韩少功、黄永玉、阿来、马原、格非、迟子建、毕飞宇、张炜、麦家……这些名字，和一代代中国作家，以及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都生长在《收获》的土壤上。程永新说，很骄傲，能够把自己的青春献给这样一本杂志，“走过整整一个甲子，《收获》以它的作品和历史，见证了往昔的每一个重要时刻。”
一篇旧文，“多出人多出作品”
1957年7月24日，新中国第一本大型文学双月刊杂志《收获》创刊，主要刊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16开，320页，文字容量70万。主编是巴金先生和靳以先生。属于中国作协主管，在北京出版发行，编辑部设在上海。
“《收获》创刊号刊发了未曾发表过的鲁迅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老舍的话剧剧本《茶馆》，柯灵的电影剧本《不夜城》，艾芜的长篇《百炼成钢》和康灈的《水滴石穿》。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亮相。它赢得了人们的青睐。”程永新对于《收获》的创刊，如数家珍，更熟稔的是老主编巴金的文人风骨和靳以的严肃认真。
虽然靳以在创办杂志两年后突然病逝，但他一丝不苟的编辑态度60年来很好地被传承了下来。巴金在《<收获>创刊三十周年》一文中回忆靳以道：“多出人，多出作品，这就是他的雄心壮志。五个人办这样一个大刊物，他并不感到工作繁重。他发病住院的时候还在看校样，写信组稿。“他怀念老友说，不管有多少干扰，靳以坚持着把全部的心血花费在刊物上，“我不能不想他怎样每期看那一百多万字的来稿，我最后一次在华东医院的病房里看见他，他还对我说：‘我们应当把《收获》办得更好，’”程永新说，《收获》的前三十年，他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更多是崇敬和追慕，“又一个三十年过去了，一个甲子，风雨依然。我们在今年的第五期杂志上重发了巴金先生的这篇短文，是纪念，更是一种无声的宣誓，‘初心不改’。”
一张纸条，肯定创作自由
1979年1月，《收获》经过四个月筹备，复刊。“复刊后的《收获》，双月刊，256页，约45万字，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主编巴金先生，开启了第三个《收获》的发展时期。”程永新说。那时候，作为一个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他几乎读过复刊后《收获》上的所有作品，“1982年，我到编辑部实习，干了一年多，就留了下来。”回忆起那段青春往昔，程永新说第一次实习，看到老编辑戴着眼镜，用毛笔给作者回信，“很害怕，很恐惧，如履薄冰”。但比起忐忑，老主编巴金的勇气和担当更让他受用终身。
“上世纪80年代，张贤亮写了一部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和李小林等人一起去北京组稿，大家看了这个小说以后都觉得不错，认为张贤亮写出了人性，有一些真实的体验在里面。之后，我们把它作为一部重要作品，由李小林编发了。”刊发后，知识分子的命运境遇和“性”的勾连，引发巨大的争议和讨论，尤其是北京的一批女作家都非常反感，连冰心也对此提了一些意见，打电话对巴金说，你要管管《收获》了。“一开始别人说的时候，巴金没太在意，他还是比较相信我们的判断。但是，冰心给他打电话说这件事，他开始重视起来。步入高龄的巴金看完小说之后对我们说，小说没有什么问题。”程永新告诉记者，几年前收拾旧物，还翻找出一张当时李小林记录父亲讲话大概意思的纸条：“这是一部严肃的小说，不是为了迎合市场化的需要而写的。”“他说最后的一笔写得有一点‘黄’，但是写得确实好。巴金这么一说，编辑部心中的一块石头就落地了。”
忆起老主编，程永新感叹道：“今天拿出来重新读一读，在当时那个年代那样一种气氛下，巴金讲这一段话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他肯定了文学作品当中艺术创造的自由。”
青年专号，鼓励敏锐和创新
“那批老人，实在是太可爱了。”程永新说，这三十多年来，正是老主编、老编辑们对文学的真诚和勇气，鼓舞着他和他的后来者们砥砺前行。“不过，1987年搞青年作家专号的时候，那些支持过贾平凹《浮躁》的老作家们，也有点适应不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开始，小说在叙事和语言中都崛起了新的美学原则，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进行了叙事革命、语言实验和生存状态三个层面的探索，对文坛形成强烈的冲击，一连串的名字首先出现在这一时期的《收获》杂志上。“1987年第5期《收获》，是非常具有意义的一期刊物，这是第一次‘青年作家专号’，由我负责，集束刊发了先锋文学的作品，其中长篇有马原的《上下都很平坦》，中篇有洪峰的《极地之侧》，余华的《四月三日事件》，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实验文体》栏目刊发的是孙甘露的《信使之函》，还刊发了实验戏剧家张献的话剧剧本《屋里的猫头鹰》……”30年前，它们的集体亮相，意味着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1988年第6期，《收获》再次推出青年作家专号。程永新并不讳言《收获》有意识地以专号的方式推介青年作家，“我们没有喊口号，没有打旗号，不过还是有点冒犯人。”但正是这“冒犯”，以及一如既往地对敏锐思想和文体创新的关注，使《收获》成为一代代作家成长的摇篮，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诞生的沃土。
黄永玉，“偷偷”自己买机票
当年的青年作家，如今已经成长为中国文坛的中流砥柱。这个周末，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将相聚上海，参加《收获》创刊60周年的纪念活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说：“不把自己不满意的稿子给《收获》，是我对《收获》最大的尊重。”上海作协主席王安忆则超过30次登上《收获》，代表了她各个时期的变化，以小说的精神力量改造客体世界，同时呈现日常生活的戏剧性。不难想见，这些“青年”心中对这本杂志的爱。
不过，还有一个老人也赶来参加“文学，我们永远的家园”座谈会，程永新说：“93岁了，我们都不敢请他。不过他知道《收获》要过大生日，自己买了飞机票，订了宾馆，一定要来。”这位可爱的老人叫黄永玉，越老越少画画，却越来越爱写文章，2009年起他在《收获》开始连载长篇《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一载八年。
每期杂志，跟黄永玉一起面对读者的，还有很多作家，有些蜚声文坛，有些籍籍无名。“2017年第5期，就是创刊60周年纪念的那一期，可以说阵容煌煌，有黄永玉、莫言、冯骥才、张悦然、葛亮、唐诺等等，还有一个叫徐衎的，是一个1989年出生的浙江金华小伙子，那是他第一次在《收获》发表作品。”程永新说，这就是收获的品格和追求。
或许，这些或年老或年少的作家，共同回答了一个问题：一本文学杂志，穿过了漫长的岁月，历经风尘沧桑，为何能够依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无论作者名声大小，都会在《收获》得到同样的尊重；无论时代变迁，杂志始终用文本说话，用真心和作品来面对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