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2月10日——“文革”后恢复高考的日子，我走进了考场。

　　十二年的高中毕业生同场竞技，争夺一年的录取名额，录取率必然奇低（后来知道不足百分之五，空前绝后），可我还是信心满满。我是1966届高中毕业生，中学课程学全了，又是重点中学的“尖子”（那时重点中学很少），优势巨大，不管录取率怎么低，考进第一志愿复旦大学都应没有悬念。我的同班同学也很优秀，大部分应考进本科。然而结果令人大跌眼镜：我录取在上海科技大学（一所“二本”，与后来的上海科技大学无关）物理系。一些同学没有录取，录取的也多为大专，本科仅三人，且无一人进重点大学。那时既不公布录取分数线，考分也不通知本人，重重疑团只能藏于心中。

　　入学后，老师给我们看了全班同学的考分，并作了说明，我才恍然大悟。

　　这次考试满分是400分，我得到350多分，是班上第一名，在全市也属于一流高分。但这年上海以25岁为界，分为“大年龄”和“小年龄”，录取分数线前者比后者高约100分（在全班同学的考分中能得到印证）。而且，因为担心后劲不足，不少重点大学不愿收大龄考生，考分再高也不予录取。这次高考不分“一本”、“二本”，许多大龄高分考生被重点大学剔出后，掉入上海科大篮子内。上海科大不信邪，觉得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便悉数收进。

　　对大龄高分考生的两种态度孰对孰错，历史很快作出了裁判。两年后在中美联合招收物理研究生计划（CUSPEA）首次考试中，上海科大这所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大学，凭着1977级大龄优秀生的超强实力，脱颖而出，在全国名列前茅。消息见报，一片哗然。

　　中央有关部门很快知道了大龄考生遭遇年龄歧视等问题，要求各大学挖掘潜力，尽可能再扩招一些。但这又带来了新问题。那年大中专院校招生合并进行，一次考试以后按本科、大专、中专顺序录取。一些考分较高的虽未进高校，但已进中专，后来扩招进本科（甚至重点大学本科）的，考分反而较低，这就在另一层面上造成了新的不公平。

　　现在看来，上述情况简直匪夷所思。历史地看，当时“文革”结束才一年，拨乱反正刚开始，出些乱象也难免。好在那些偏差在几个月后的1978年高考中都得到了纠正。当然，上海科大很难再招到一流考生，单凭我们一届学生在高校竞技场上昙花一现。后来组建上海大学时，上海科大被收编其中，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