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知》提到，对企业家在生产、经营、融资活动中的创新创业行为，只要不违反刑事法律的规定，不得以犯罪论处。严格非法经营罪、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防止随意扩大适用。对于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产生的民事争议，如无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符合犯罪构成的，不得作为刑事案件处理。严格区分企业家违法所得和合法财产，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为违法所得的，不得判决追缴或者责令退赔。严格区分企业家个人财产和企业法人财产，在处理企业犯罪时不得牵连企业家个人合法财产和家庭成员财产。

　　针对企业家反映的某些地方政府违约的问题，《通知》规定妥善认定政府与企业签订的合同效力，对政府违反承诺违约、毁约的，依法支持企业的合理诉求；对于确因政府规划调整、政策变化导致当事人签订的民商事合同不能履行的，依法支持当事人解除合同的请求；对于当事人请求返还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投资款、租金或者承担赔偿损失责任的，依法予以支持；对企业财产被征收征用的，要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公平合理补偿。

　　针对企业家反映强烈的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问题，《通知》明确把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金融审判的价值导向，提出对商业银行、典当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金融机构以不合理收费变相收取高息的，应参照民间借贷利率标准处理，即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6条规定的利率标准处理。

　　针对企业家反映较为突出的实践中存在的知识产权侵权成本低、企业家维权成本高的问题，《通知》明确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建立以知识产权市场价值为指引，以补偿为主、惩罚为辅的侵权损害司法认定机制，提高知识产权侵权赔偿标准，并要求在知识产权审判中建立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

　　去年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对原审被告人张文中诈骗、单位行贿、挪用资金案，原审被告人顾雏军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案等三起重大涉产权案件启动再审。最高法研究室负责人表示，这是贯彻中央全面依法治国方略和中央关于产权保护意见的重大举措。纠正一起错案胜过制定一打文件。对确有错误的涉产权案件特别是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涉产权错案进行再审，必将进一步增强广大企业家的财产财富安全感，稳定企业家的预期，对推进当前正在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