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初春的一天傍晚，我下乡所在的黑龙江农场电影队的办公室，里里外外围了许多人。原来，两个担任放映员的上海知青王小峰和汪大伟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台电视机，要在这里试试能不能收到电视节目。

　　那时大城市已有一些人家有电视机了，尽管电视节目谈不上丰富，可回家探亲的知青看了仍羡慕不已，因为地处偏僻的农场的文化生活实在太枯燥了。小王和小汪刚从上海探亲回来，又听说离农场二三百里外的齐齐哈尔市也开始播放电视节目了，便怎么也坐不安稳了，非要弄台电视机来试试不可。消息一传开，电影队办公室很快“人满为患”，谁都想先睹为快，成为农场“首批看到电视节目的人”。无奈的是，办公室太小，进不了多少人就得把门锁死。一大群小孩在门外急得团团转，后来都爬到窗户上，眼睛紧贴着玻璃往里看。

　　那是台外壳为咖啡色的电子管电视机，放在一张办公桌上。办公室外的房山头上已竖起一根三四米长的木杆，木杆上拖下一根天线。电源打开了，荧屏上出现了闪烁的光亮，喇叭里传来了“沙沙”的电流声。那时我是农场的新闻干事，心想可不能“漏了这条新闻”。这时，一屋子人的眼睛都紧紧地盯着荧光屏，很兴奋，也有点儿“紧张”。10分钟过去了，又10分钟过去了，尽管小王和小汪一会儿拧拧这个，一会儿又弄弄那里，可荧屏上仍然只是闪烁着灰白色的光亮，耳边响着的也依然只是“沙沙”的电流声。

　　“是不是天线太低了？”大伙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小王说：“有可能。”于是小王和小汪又匆匆跑到屋外房山头，在原来的木杆上又接了一根3米长的木杆。就在这时，荧屏上忽然出现了一个模糊的图像，大家立即“哇”地一声欢呼起来。可那图像一闪即逝，还没等欢呼声消失，那已经有点看腻和听腻了的闪烁的光亮和单调的“沙沙”的电流声又“统治”了整个局面。

　　大伙自然不甘心，小王和小汪更是不死心，继续调整电视机的各个开关和东南西北地转动着电视机的方向。这时天已经黑透了，在大城市正是播放电视节目的“黄金时间”，然而，在这远离都市的偏远角落，一群渴求文化的年轻人，却怎么也接收不到电视节目……

　　屋里人着急，屋外围着的一大群农场职工的小孩子们更着急。隔着两层玻璃窗，实际上什么也看不清，连电流声也听不到，可他们不离开，他们不像知青，连电视机是什么模样也没看到过，怎么舍得离开呢？里面的人终于失去了信心和热情，“看来我们这里离城市太远了，收不到电视信号，还是等以后有了转播台再说吧。”没办法，大伙只得认账了，望着桌上既吸引人又恼人的电视机，无可奈何地走出了办公室。小孩们见大人们出来了，马上围了上来，想问问电视节目好看吗，可看到大人们一个个闷闷不乐的样子，也多少明白怎么回事，便也蔫蔫的，在大人后面四散了……

　　事隔10多年之后初秋的一天，已在新华社工作的我应邀和一批知青一起回访农场。我们乘坐的大客车开到离农场还有二三里地时，迎面开来一辆厢式轿货车，车厢里站着一个小伙子，肩上扛着电视摄像机，正对着我们这台大客车。陪同的友人说：“这是农场电视台的记者采访你们回访的新闻来了。”待我们走下车，进了招待所的房间，那台“摄像机”又跟了进来，聚光灯打到了我的脸上，一位女记者的话筒伸到了我的面前：“你是新华社记者，请问此次重返农场有何感想？”

　　望着摄像机和面前的话筒，我竟一时语塞，当年“怎么也调不出电视节目”的情景顿时浮现在眼前，心里真是感慨万千，可喃喃地没说出话来……

　　此时，王小峰已是上海电视台的编导，汪大伟则挑起了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院长的担子。当我们相聚在一起，说起当年调试电视节目的那个场景时，都禁不住感叹连连，既为那时乡村的闭塞和科技的落后，也为今日迅捷的变迁和处处蓬勃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