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梵先生早已在读书界享有盛誉，我一直认为“香港文学的精华在散文，香港散文的精华在李欧梵”。 

　　如今，年过七旬的他，仍笔耕不辍，推出了新作：《情迷现代主义》。在本书《小序》中先生不无感慨道：“为什么我还要写作，而且还在大学教书？如今早已过了该退休的年龄了，为什么不放下一切杂务，过闲情逸致的生活？我再三反思，得到的答案是：活到老学到老，我的知识和精神的求索还无法停止，否则就变成一个废人了，对社会无益。” 

　　历经七十多年的历练，先生各方面都已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尤其是文字之老辣弥新，实非其他人所能望其项背的，香港的另一散文名家董桥的文字也达到了如此高的境界，此二人堪称香港散文界的双璧。 

　　本书所涉内容非常丰富，既有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推介，又有关于城市文化、人文精神的建构与深思，还有一些针对故人往事的回忆，此外，还涉及到电影、话剧、歌剧、音乐等诸多方面。由此可见，先生并非拘于斗室的传统人文知识分子，而是活跃于各文化领域的公共知识分子。现代主义是他情迷的对象，文化研究是他的立足点，古典音乐、电影、话剧是他的业余爱好。难怪学者王德威曾盛赞先生说：“但开风气不为师”，“处处用功，而又无所计较。” 

　　先生缘何情迷现代主义？在《小序》中说道：“现代主义不仅是我的文学灵魂核心，而且也是我的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的出发点和坐标。”“我心目中的现代主义精神永远是叛逆的、独创的、绝不随波逐流。”由此不难看出，先生情迷的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叛逆、独创的精神内核。这点从先生的人生经历亦可看出。《情迷现代主义》一文更是将这种“情迷”发挥到极致，菲兹杰拉德、海明威等现代主义文学大师都是他情迷的对象，表面说的是怀旧，其实是在表现自己的文化品位和精神追求。虽然先生渴望像堂·吉诃德一样，独与风车作战，但在文末还是不免流露出了“微斯人，吾谁与归”的感叹。“在这个‘后现代’社会，还有多少青年情迷海明威，更遑论二十年代的现代主义。”《闲话王文兴》《漫谈狄更斯》等篇莫不如此。 

　　先生自从《上海摩登》一书奠定了其在内地文化研究界的先锋地位后，又接连推出了一系列的文化研究著作。在《小序》中说：“我一向关心都市文化，以前的书本杂文集也以此为主题；然而最近我却从都市文化的反思转向日常生活中人文精神和人文文本的探索，最近出版的两三本书，如《人文文本》《人文今朝》和《人文六讲》，就是明显的例子，似乎有点抢救人文精神的意思。甚至在乐评或影评中也流露了这种意向。”《文化是什么？》一文中不无忧虑“文化变成赚钱的好生意以后，其本来的启蒙和教育意义也荡然无存”，进而提倡“文化的回归”。在《香港的文化定位》中更是发出了“香港人不能只做‘乡人’而不做‘国人’和‘世界人’”的呼声。在《四个城市的故事》中对香港、澳门、深圳、广州的文化定位与发展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不难看出，先生的着力点已由单纯的都市文化研究跳跃到对人文精神的忧虑与挽救之道的探索上了，体现了一位人文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的情怀。 

　　现代主义与人文主义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细思之，先生所构建的文化体系中，两者的核心是一致的，那就是叛逆、独创的精神。在《小序》中，先生对此说道：“有鉴于此，我故意把现代主义和不同程度的人文主义挂钩，以人的艺术独创性为出发点，而不是机器或市场经济。” 

　　现代主义是本书的核心与线索。先生对现代主义的情迷，还表现在对故人的怀念和往事的回忆以及“乐迷”瘾发作的游戏文章中。如《闲话王文兴》中对王文兴及其现代主义作品《家变》《背海的人》的极力推崇，《忆也斯》中对香港文化代表的也斯的去世深掬泪水的悲痛，《永远的〈今天〉》中对北岛及其主持的《今天》进行了回顾与展望。此外，《忆索尔蒂》《音乐巨人马勒》等篇皆以探究主人公叛逆、独创的人文精神为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