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去九华山旅游，找了个老先生帮我相面——

　　“姑娘，你八字里‘偏印临胎地，多主与母缘甚寡’”

　　“什么意思？”

　　“可能会有很多人帮你，但是你和母亲缘分少，是不是你的母亲已经不在了？”

　　“是的，我六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

　　“姑娘，你命里多金啊！”

　　“多金有什么好处呢？”

　　“伶牙俐齿、能说会道……”

　　话音未落，我戚然动容，不禁泪下。算命只为博人一笑耳，但那天所说的话，多日盘桓于心，也牵引出许多往事……

　　童年，像是一只打在碗里的生鸡蛋，蛋清占一多半，混混沌沌、模模糊糊，回忆起来让人无从下手；蛋黄占一小半，浮翠流丹，活色生香，回忆起来“油润可口”。我儿时最好的玩伴，是大队辅导员杜老师的女儿薇薇。我与薇薇和杜老师的故事，就在那肥沃的蛋黄里！我俩总是纠缠在杜老师身旁嘻嘻哈哈。杜老师跟我熟悉起来之后，得知我年幼丧母，非常同情。

　　一般来说，老师的子女在学校里多少能获得一点优待：优秀少先队员、大队长、优秀班干部、区“三好学生”——年纪轻轻却能获得一大堆荣誉。奇怪的是，学习并不差的薇薇却一样也不占。因为，杜老师把这些机会都给了我。

　　从二年级起，我就是校红领巾广播台的主持人和升旗仪式主持人。三年级以上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带的是红领巾，我们低年级的带绿领巾。我的左臂总是飘摇着绿色的“三道杠”。在同学面前，我威武得像一只老虎，性格极其傲慢。一到杜老师面前，就迅速伪装成“病猫”。其实，“官”并没有那么好当。杜老师总是在我上体育课、美术课和音乐课之前，把我从教室里找出来排练主持稿。她那修长的手指，一指向我们班门口，我的“噩运”就降临了。不能上体育课，对于童年的我来说，简直是一场浩劫。

　　杜老师教英语，身高一米七二，皮肤白皙，着装颇具格调，讲话思维缜密。我要把头仰得很高，才能看得到她的脸。她的长手指总是让我想起《哈利·波特》里的邓布利多校长，那双手简直摄人心魂。曾记得，在红领巾广播站，我因为贪玩没有熟读稿子，念得磕磕绊绊，错误百出。杜老师一把抓住我的绿领巾，拉到她身边训斥：“还想不想播了？”那冰冷的目光，将幼小的我瞬间“冻住”……

　　当我左臂绿色的三道杠换成红色之后，杜老师又让我在各大节日里主持学校的联欢晚会。会场的观众经常多达2000人。她对我的训练更加频繁、要求也更加严格。对于咬字、语气、情感处理、控场能力等多种技巧一一详细指导。稿子里的每句话几乎都是千锤百炼，有时候杜老师自己都能背出来。

　　有时我们在她办公室排练，薇薇在旁边写作业。趁杜老师出去上厕所时，我就偷偷跟薇薇玩笑、打闹，叽叽喳喳不停。只要训练一开始，我又立刻全身心投入。有时候，薇薇会用圆圆的小眼睛看着我念稿，眉间微皱，仿佛写着失落，不仔细看或许看不出来。但只要我一与她对视，她立刻低下头。那时，我似乎朦胧地明白那个眼神的涵义……

　　到高中，我去了外地念书，与杜老师渐渐断了联系。在大学期间，每当报告演讲、论文答辩得到导师赞许时，我都会想起杜老师，想到她那修长的手指……后来，我从旁人处得知，薇薇并没有考入理想的大学。旋即，薇薇的那个小眼神又浮现在我心头。她当年又何尝不是跟我一样伶牙俐齿的孩子？我觉得自己深深地亏欠着她……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杜老师和薇薇就这样消失在我的生命轨迹里。也许在你的人生里，也有属于自己的杜老师，会在你的一段岁月里温情地布施，然后又默不作声地离去。在你那光辉的岁月里，有时，你并不是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