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北大性教育课到底讲了些什么？它的持续火爆，反映了当代大学生什么样的心态和对性的认知状态？

　　在北大，学生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学了三宝课，受益半辈子”、“三宝课是选修课中的必修课”。学生口中的“三宝课”名叫《人类的性、生育与健康》，其昵称来源自歌曲《吉祥三宝》中所唱到的“爸爸、妈妈和我”。

　　这门开始于1996年的性教育课程，经历了从陈守良教授、程红教授到姚锦仙副教授三代教师的承袭。历经近20年，“三宝课”累计在册的北大本科生选课人数已过万，至今热度不减，课堂容量从最初每年150人增加到目前每年的1500多人，仍“供不应求”。

　　“三宝课”之所以能成为北大最受欢迎的通选课之一，在姚锦仙看来，这是因为课程所讲述的知识贴近大学生生活，不仅重学术，也重实用；不仅突出性与健康的联系，也注重对性态度、性观念和性健康意识的培养；不仅能引导大学生进行健康的性行为，而且对同学们未来的生活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

　　可是，当跳出北大去看，更多的大学校园里，性教育的内容仅仅停留在心理知识层面，大学生也常常谈“性”色变。在清华一堂心理学课程上，当谈及有关恋爱和性心理部分时，“幻灯片上大大的‘性’字，或者只是一个生理构造图片，就足以让不少人害羞得不敢抬起头。授课老师也会巧妙地避开兴许会让同学们尴尬的公开发言，让学生在小纸条上写出自己的困惑和疑问。于是，小纸条上承载的问题五花八门，比如，“手淫好不好？一周几次比较合适？”“有约会的时候，我的男朋友想要和我更进一步，想发生性关系，我该怎么做？”

　　而这些内容，在北大“三宝课”上“应有尽有”：让男生和女生都了解自己的生殖系统解剖结构、男性女性的性反应周期、避孕及人工流产、处女情结问题以及女生如何拒绝不合理的要求、什么是性幻想，等等。

　　1996年，陈守良先生开设“三宝课”时是有些阻力的，学校专门为此开会讨论。

　　2007年，当姚锦仙开始参与讲授“三宝课”时，也曾有人劝她不要接手这门课。但“看到青年由于在性方面的无知而出问题”，姚锦仙没有退缩。“有些家长认为性知识不需要教，孩子长大了自然就会知道，这种态度是不对的。”姚锦仙认为，向大学生普及性教育是一种社会责任。

　　随着整个社会对“性”话题的包容度越来越高，“三宝课”的教学方式也在缓慢改变。2007年，“三宝课”逐渐开始利用网络与学生进行沟通和交流。起初是公共邮箱答疑，到使用BBS作为课程信息和交流平台，再到现在开通了微信公众账号“姚锦仙”，“三宝课”一直追随着学生的脚步。

　　不仅如此，2011年，姚锦仙还开始尝试让同学们结合专业或个人兴趣来撰写形式不限的课堂作业。调查报告、文献综述、微电影、情景剧……每到期末，“三宝课”的学生都会为课堂作业忙碌着。这种多样化、互动的教学形式大大激发了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写出了不少高质量、严肃而生动有趣的优秀报告。

　　另一些让“三宝课”老师们很自豪的收获是，据校医院的医生反馈，一些男生上过课后会去校医院做包皮环切手术；也会有同学告诉他们，回家后陪母亲去医院做了检查，避免了如宫颈癌等很多健康隐患。

　　“三宝课”在北大得到学生认可和欢迎之后，陈守良先生曾将这门课的教材送到包括清华在内的其他高校，推荐他们开设这门课。可遗憾的是，没能成功。对于北大的这种“领先”，陈先生“很骄傲也很遗憾”。

　　性盲比文盲还多

　　中国性学会理事长徐天明曾说，中国的性盲比文盲还多。目前，女大学生已成为人流的“主力军”。中国每年人工流产有约1300万人次，位居世界第一，25岁以下女性占了一半。

　　4月10日，国家卫计委公布的针对青年群体艾滋病疫情调查数据称，去年青年学生艾滋病感染者占青年感染人群总数的16.58%。青年染艾者尽管构成比例不大，但是增幅较大——2008年这一比例仅是5.77%。

　　2011年，教育部曾下发《普通高校学生心理健康课程教学基本要求》，文中明确规定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设为公共必修课，其中包括性心理和恋爱心理等方面的内容。

　　但让人担忧的是，正常而健康的性教育在学校、家庭乃至整个社会中的严重不足甚至缺失，使得年轻人受到越来越多的性伤害，严重影响着年轻人的身心健康、家庭幸福和社会安定。

　　“三宝课”2014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北大学生中性知识来源于父母的仅占15%。

　　对于“将性拿到台面上来讲，会不会给孩子造成鼓励他们去做的错觉”的质疑，姚锦仙对此表示理解，但她了解的结果恰恰相反，性教育做得好的地方，如欧洲许多国家，他们的青少年意外怀孕、人流比率是较低的。“你告诉孩子们什么是正确的，如何保护好自己，孩子们受到的性伤害才会降低，如果你不去做，反倒会出现很多问题。”诸葛亚寒 杨雨晨

　　性教育学者、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不久前去济南为几百名专职教师培训性教育，与此同时，在会场外，集聚了不少“抗议者”，他们喊出“方刚滚出山东”的口号，称方刚所讲内容“是一种剧毒”。

　　余下的行程安排都被取消。这件事再次让方刚意识到，象牙塔之外的社会，对性教育并不“友好”。

　　对于济南反方刚的家长群体，QQ群成了他们“聚众示威”的最佳联络手段，一旦发现有人来做性教育的宣讲，便在手机上联合起来反对。

　　按照方刚的说法，“做性教育跟做地下工作似的”，在移动互联时代，他们常和性教育组织方说，“活动千万别上微博，也别跟他人说，咱们偷偷地（做）就行啦。”

　　主流的性教育渠道难以打通，取而代之的就是低成本、零门槛的网络渠道。但学生们通过网络得到的信息往往是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其后果是，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调查显示，我国每年新染艾滋病的人中，约一半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防治艾滋病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王健提出将性教育写入大学生教学大纲，一时引发热议。

　　方刚称，“类似的提议已经提了很多年，甚至相关政策也已经出炉了多次，为何仍开展不下去呢？还是社会观念太过陈旧。”

　　2001年12月，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该法指出： “学校应当在学生中，以符合受教育者特征的适当方式，有计划地开展生理卫生教育、青春期教育或者性健康教育。”遗憾的是，政策并未得到很好的落实。

　　更为严重的是，方刚发现，不少伪性教育课程在高校“趁虚而入”。

　　多年前，一门名为“守贞课”的课程在浙江大学开讲，因为其“一旦怀孕就应生育，流产是残杀生命”、“婚姻外的性活动、特别是在青春期的性交从社会、心理、生理各方面都是有害的”等观点，被媒体报道后引发争论。

　　方刚就专门旁听了一堂课，并当场提出批评，“这是一种典型的禁欲型性教育，说如果你不守贞，就会得艾滋病，就会被老公抛弃，这跟我们国家倡导的男女平等的国策是相违背的，我们不是反对守贞，但反对这种守贞教育，这是一种伪性教育。”

　　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大学生对于性教育的需求和推崇，“别说是学分了，就是有个性教育讲座，大学生们就欢迎得不得了。”方刚说，但这门课如何开，是选修还是必修，谁来讲，用什么教材来讲，等等，尚需要学界乃至社会进一步凝聚共识后，才能回答。邱晨辉 杨子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