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问题的最终解决，仅靠道德的教化是不够的，还是要靠法制。”面对诚信价值取向的倡导，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的这一解决之道，直指问题根本。 

　　民无信不立。2000多年前的孔子即道出了这条颠扑不破陈的真理。但价值取向焜并不必然地就能成为社会自觉行动。如果说，传统熟人社会里，日常生活中的诚信可以更多通过道德来实现自律、他律，那么现在，现代陌生人社会，交往的频繁、人员的流动早已削弱了道德的他律作用，客观上为失信者提供“谎言红利”的生存空间。 

　　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诚信困境:相信“诚实是最美的品质”，但是，当抄袭作弊、剽窃他人成果者藉此评优获奖，诚实者的坚持还能有多久?相信“人无信则名不达”，但是，当学历造假、年龄造假却获得就业良机、升职空间、创富商机，有多少人还能淡定?相信“诚信是商品经济的重要环境”，但是，当“李鬼打败李逵”的现象一再发生，有多少企业愿意独善其身…… 

　　说谎者获利，并在一定时间内并未受到惩罚。这种现象维持得越长，对诚信坚持者的道德考验往往越巨大，甚至会产生说谎者“有门路”、“有手段”的判断。还记得，去年上海市政协一课题组对社会诚信问题展开调查，结果显示:90.2%的上海市民认为诚实守信在不同程度上会吃亏。这是多么令人担忧的诚信危机。诚信要成为诚信者的通行证，必须也只能依靠法制。 

　　被学者福山划分为“高信任度国家”的美国、英国等国，其实并非他们的道德水准多高，只是在于他们拥有严格的法律规则，制定严密的失信惩罚机制。上海之所以在国内外享有较好口碑的商业信誉，关键之处正在于这座城市与市民性格的现代契约精神，在于它领先国内而构建的一系列征信体系，让自己轻易不敢失信，让他人提高了信任度。 

　　法制是诚信的基石。如果法制的权威性能够确实保障，从政府到企业到个人的法律意识、规则意识就会大大提高;如果信息采集能够及时有效，创造诚实守信受尊敬、欺骗失信受惩处遭唾弃的法律条件和舆论环境，就能为诚信的价值取向做好基础工作;如果对失信行为进行有效的处罚，使失信者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寸步难行，就能最广泛地培植起社会的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