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姚丽萍
失去公信的慈善，是孤独的，更是难以为继的。本月，2011年上海慈善论坛汇集了来自社会组织、专家学者、政府官员的各种观点，一种共识是:公信力是慈善事业的生命线。这里采集了两位报告人的观点，以飨读者。
慈善公信力要补“四堂课”
演讲人:上海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 姚俭健
慈善领域的公信力建设，我认为要补上四堂课。
第一堂课，是慈善文化课。慈善事业的发展，需要适宜的社会文化环境，如果缺乏现代慈善理念的支撑，我们的慈善公信力建设很难真正取得效果。
慈善之立起源于民，慈善之爱汇聚于民，慈善组织公信力的树立是依赖社会公众作为基础的，慈善事业不是“富人专利”，而是全社会的事业。从理念来说，这是一种向导，它告诉慈善主体如何行事，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如何监督。正确的理念往往会导致正确的行为，而错误的理念必然会产生误导。仁爱、博爱、诚信，都是人类精神文明长期发展的结晶，也是慈善主体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
特别要强调的是，我们的慈善意识应该从原先的“外界号召”，或“逼迫”，逐步转化为人的基本道德，变成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
第二堂课，是社会监管课。慈善界不可能处在真空中。慈善行为尽管具有利他的特性，但人们从事慈善活动的动机绝不仅仅为了利他，有些人是为追求物质利益，有些人追求的是社会地位、荣誉，还有的人是出于宗教信仰。动机形形色色，其中抱有“纯粹”利他主义的人并非多数。因此，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其行为规范就有赖于外部力量的监督和约束。所以，慈善行业的制度公信力，实际上就体现了慈善领域的各类制度为社会大众所认同的程度。
政府部门应尽早对已有的相关法律制度进行梳理，拟定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在慈善法律关系中的边界；积极推进现行制度的改革，建立和完善对公益慈善组织信息披露，财务报表和重大活动的监管，以确保慈善事业的公开透明。
第三堂课，是组织治理课。从慈善组织和外部环境的互动来看，建立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至关重要。善款的来源、运用和去向等信息不透明，是导致慈善机构公信力不足的重要因素。所以，随时公布善款的来源和流向，并且建立完全透明的公众查询系统都非常重要。在这方面，中国香港、台湾地区有足够的经验可借鉴。
第四堂课，是专业化的管理课。慈善绩效的公信力，指的是慈善主体因绩效突出而为公众所信任的能力。现在，我们的慈善组织驾驭社会资本的能力非常有限，慈善组织的营销能力还相对薄弱，慈善组织的运作，不够专业。而只有不断推进慈善机构的专业化水平，才能提升绩效公信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慈善组织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机制，至关重要。
政府如何与慈善组织共同成长？
演讲人:上海市民政局局长 马伊里
当下，政府怎样和慈善事业、慈善组织共同成长？政府如何定位？
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甚至被媒体称之为“乱象”，我认为这本身不是问题。
我们要关注的是，在应对这些问题的过程当中，慈善公益事业有没有成长和进步？今年以来，一系列的关于慈善公信力的社会事件风波不断，面对如此状态，当今中国慈善事业，包括上海的慈善事业，究竟是停步了，退步了，还是在进步着？以我个人的观察和体验，我看到了慈善事业的一些进步。因此，我们更要在热点质疑当中去发现这种进步，继续推动这个事业的成长。
事实上，慈善事业的成长是显而易见的，进步也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个进步，就是形成了一个空前热烈的慈善公益讨论平台，各种声音迸发出来，人们开始在很多相左的意见当中学习思考、辨别和选择。但在过去，人们往往只习惯于“一种声音”，这是一种进步，这种进步应该被关注到。
第二个进步，就是各个方面都开始了反思性的行动。这些行动具有进步与成长意义的，比如，我们的慈善组织更深切的感受到：公信力是这个领域的生命线。如果说，慈善组织曾经认为名人或者领导，对组织是很重要的，但时至今日，大家会更认同“公信力才是生命线”。随之而来的是，慈善组织主体意识的觉醒。随着这种觉醒，慈善组织本该拥有的民间性、自律性，乃至应急机制被激活了。过去，当一些事件出现，慈善组织觉得应该让政府出面应对，不应该由“我”来回应。但如今，慈善机构已在危机中得到锻炼，学会自己对自己负责。
同时，政府也越发认识到不能“越俎代庖”，不再替代慈善组织直接去动员捐赠，设置捐赠点。有专家已经观察到这种变化，比如，汶川地震后，民政局设置了捐赠点，设置了账户，号召公众前来捐款；但在玉树地震后，我们就没有再公布民政局设置的捐赠点。为什么有这种变化？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政社“的职责界限必须明晰，该慈善组织做的事，政府不要去包办代替。
政府从具体的慈善行为当中退出，是不是就无所事事了呢？当然不是。政府在推动慈善事业进步当中具有重要的角色意义。至少可以做：推动立法，促进慈善事业发展有法可依；还要依法管理，维护慈善事业发展的“公信力底线”，如果触碰到这一“底线”，政府就应该出面。更重要的是，政府要维护慈善事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形成宽松、宽容的社会环境，让慈善事业充满生机与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