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法章   

　　陈沂同志在他人生的最后二十年里，从出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长，到退居二线以后，对《新民晚报》始终情深意笃，对《新民晚报》同仁（以下简称“新民报人”）一直关心呵护，这一切向为新民报人所称道，所感奋。在《新民晚报》的发展史册上，尤其是在1982年复刊和此后的历史性跨越中，可以说，陈沂同志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值此陈沂同志诞辰100周年、本报复刊3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的脑际不禁浮现出他和《新民晚报》的种种往事。

　　上世纪80年代初，陈沂同志肩负党中央的重托，遵循胡耀邦总书记的嘱咐，抵沪上任后的头等大事之一，就是抓紧《新民晚报》的复刊工作。1981年11月16日，在《新民晚报》筹备复刊的全体人员会议上，他结合自己的社会阅历和工作经验，紧密联系上海实际和晚报特点，对赵超构社长提出的“宣传政策，传播知识，移风易俗，丰富生活”的编辑方针，作了深入浅出、具体切实的解读，很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在整个讲话中，他语重心长，侃侃而谈，使大家如沐春风，倍感亲切。但在谈及复刊的具体时间时，他以市委的名义，近乎是不容商量地定在1982年元旦。在陈沂同志的直接指导下，《新民晚报》凭借“天时、地利、人和”的诸多条件，终于如期复刊并一炮打响，第一天就发行60多万份。打这以后，陈沂同志不仅以领导而且以一个普通读者、作者的身份，热忱关注和支持《新民晚报》的工作，特别是在报纸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总要因势利导，循循善诱，给新民报人以巨大鼓舞和精神力量。

　　新民报人不会忘记：1989年9月，在《新民晚报》创刊60周年之际，是陈沂同志撰写的《我家都是“新民之友”》这篇纪念文章，对“16字”编辑方针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作了新的阐释，并且上升到“新闻导向”的高度，强调晚报“同其他报纸不一样，它接触面广，反映的问题影响面也大，人民都要从晚报上了解情况，学习政策，增长知识，从而去过好他们自己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在这点上，晚报是责任重大”。新民报人也不会忘记：在1991年3月《新民晚报》在迁往延安中路新大楼的时候，又是陈沂同志及时提醒：“入新不忘旧，继承和发扬新民晚报在旧大楼坚持艰苦创业、联系群众的工作精神。”新民报人更不会忘记：2001年12月，在《新民晚报》即将迎来复刊20周年的时候，当时任总编辑金福安等前去拜访90高龄的陈沂同志时，还是他谆谆告诫说：“报纸如何引导百姓生活是一门学问……今天的百姓可不寻常，也在‘与时俱进’啊！晚报采编人员要不断学习，鞭策自己，要像超构先生的文章，不仅有文采，还要有学问。”从1982年元旦《新民晚报》复刊，到2002年7月26日陈沂同志谢世，他之所以对晚报如此关怀备至，诚如他自己所说的：“我们家，上至我自己，下至我的小外孙，每天都要争看《新民晚报》，虽然各人的要求不同，但都同《新民晚报》结成了朋友。我在外地，也要家里的人把《新民晚报》邮寄给我，这说明我同《新民晚报》的感情。”

　　陈沂同志不仅对《新民晚报》，而且对报社班子成员也情有独钟，有的还很有缘分哩！他和赵超构社长，年轻时就同在上海公学读书，是几十年以前的老同学。1991年他在参观晚报新大楼后，公开撰文写道：“我更感高兴的是新民晚报的班子，从超构到纫秋，到现在的法章，真是一代接一代，长江后浪推前浪。”陈沂同志对我更是充满父辈般的厚爱，平日在公共场合相遇或节假日登门拜访，他总是夸奖晚报的班子是老、中、青三结合，很团结，有战斗力，多次勉励我一定要拜超构、纫秋先生为师，恭恭敬敬地向他们学习。陈沂同志在读书和写作上也堪为表率，他善于学习，勤于思考，乐于笔耕，不时对当前重大事件和热门话题有感而发，直抒胸臆。难能可贵的是，他的这一篇篇文章发来报社后，能否发表，何时见报，删节多少，从不来电来信催问，一切听从报社处理。

　　至于对自己部属和晚报同仁，陈沂同志也莫不如此关爱有加。他把跟随他多年的秘书小潘推荐到晚报工作。从此以后，陈沂同志不止一次地向我了解小潘到报社后的表现情况，嘱托对他要多多关心，多加培养。俞亮鑫是晚报文化部一位年轻有为的记者，采写了不少视角独特、观点新颖、文笔活泼的文化报道，陈沂同志对他留有良好印象。一次，当陈沂同志家乡——贵州遵义应邀来沪进行斗牛表演时，他特意邀请俞亮鑫来到家里，向他讲述有关斗牛知识，共商如何搞好这项赛事报道。

　　常言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陈沂同志作为一位老将军、老领导、老报人、老读者、老作者，对《新民晚报》委实是有恩的。一代又一代的新民报人，必将永远感恩于他——“一位不在编的新民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