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译介到译丛

　　80年代引领的潮流

　　80年代——在自己的那个以此命名的访谈录里，查建英在开篇写道：“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浪漫年代。”查建英的访谈对象有陈平原，作为学者，陈平原回过头来看80年代，他说：“我的感觉是，1985年，整个京城文化界，全都‘蠢蠢欲动’，不，是‘跃跃欲试’。”

　　将1985年作为一个节点，当然是一个有意思的选择。

　　之前，三联书店因为范用拥有中国文人极其广泛的人脉，构成了《读书》重要的作者来源，也同样构成了三联出版物的重要来源。那本非常轰动的《傅雷家书》，其选题发现，即为范用人脉使用的经典方式。那一时期，现任三联书店副总编辑潘振平概括说：“主要出大作家的小东西。”

　　与此同时，《读书》杂志上译介的那些外国书目，也开始进入出版者的视野。沈昌文过去经历所积累的另外一种人际资源，成为新的出版来源。他说：“三联出的名家著作，都是范用出的主意，不是我。我主要是搞翻译出版。范用认识很多老作家，巴金啊等等，可是我不成。我这边主要是搞翻译的人。”1986年，三联书店完成从人民出版社分离的工作，独立之后，沈昌文成为三联书店的总经理。“我主持三联的时候，一年里翻译的书达80%。”

　　1983年7月，沈昌文将翻译瓦西列夫（保加利亚）的《情爱论》作为选题上报，很快批复同意。结果，《情爱论》一经出版，极其畅销。统计至1998年为止的销量，达到120万册，创下三联书店译书的发行量纪录。《情爱论》与稍前翻译出版的《夏洛蒂·勃朗特书信》，同时翻译出版的《欧洲文化的起源》、《我怎样学习和写作》（高尔基），以及随后出版的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异端的权利》共同构成三联书店“文化生活译丛”。它们在市场上不俗的表现，表明“新启蒙”开始收获第一个果实：向西方的优秀文明成果学习。而稍后三联出版的房龙的《宽容》，同样风靡一时，“宽容”这词本身亦成为一个时期的精神导向。

　　个人的趣味偏好与机缘巧合，加之市场热情的回应，三联书店的“译丛”已经奠基。1985年那个节点上，“跃跃欲试”的学术界寻找了什么方向？那一年，甘阳在酝酿后来他作为主编的那套“文化：中国与世界”大型丛书。当年作为北大外国哲学研究生的甘阳描述自己那一批同学：“读现代外国哲学的人非常自傲，很看不起别人，看不起任何其他人，都觉得我们学的当然是最厉害的武器。”而自傲的基础是，甘阳翻译的卡西尔的《人论》，一年内印了24万册，还评上了上海图书奖。除此，“我们很看不起当时大谈萨特的人，不是指国内专门研究萨特的人，那是我们的朋友，而是指社会上例如中文系什么的喜欢用萨特说事的人，萨特在社会上当时是有点红。因为我们读的是海德格尔，海德格尔1946年有一个很有名的文章叫‘关于人道主义的信’，这个信实际是批判萨特他们的存在主义的……所以可以想见，我们当然就都觉得自己是拿到真经的人啊！”

　　范用时代的出版者与作者那种醇厚的关系，在“跃跃欲试”且个性张扬的时代，存在着新的变数之可能。沈昌文与董秀玉回顾自己的出版事业生涯，都坦陈，“出版者与出版机构的气质是被作者决定的”。那么，三联书店将会面临什么呢？在向访问者查建英描述自己那一批人是“拿到真经的人”后，查笑着回应：“A bunch of academics nobs！（一小撮学术势利眼儿）不过我可以想见你们那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也挺可笑。”

　　只是，“真经”虽然拿到，但甘阳那一批朋友翻译的书稿出版均不顺利，陈嘉映、王庆节翻译的《存在与时间》，杜小真和陈宣良翻译的《存在与虚无》都压在了出版社未出。“这个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机缘，当时南京大学分过来一个女研究生，分到三联书店，叫杨丽华。然后杨就介绍我们跟《读书》杂志的王焱认识了，一下就谈拢了，就转到三联书店出版了。”

　　在沈昌文的“文化生活译丛”这一系列后，三联书店此刻又拥有了“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与“新知文库”两大系列。当时在知识界，这是强力性消息，《光明日报》还免费为“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与“新知文库”做了一整版广告，当年影响，超乎寻常。从“新启蒙”开始起步，到“文化生活译丛”是一次蜕变，然后到“西方学术文库”与“新知文库”却是一次跳跃。那么这一次出版者与著作人的关系结构，会给三联书店增添什么样的气质因素呢？甘阳对那个年代，描述得很诗意：“人心是很高飘的东西啊！”当然，这个故事的结尾，甘阳说：“整个过程最后的终结点是1994年的‘人文精神讨论’。那讨论实际上是80年代文化热的一个延续，仍然是一种文化情绪……至少不是现在资本主义理性化的这套东西。”

　　中国本位

　　学术以及中国思想的刊布、传播

　　“80年代”过去，90年代来临。新的10年，最为简单而概括性地描述是：“很多人开始谈王国维、陈寅恪，而不谈陈独秀、李大钊。”李泽厚由此观察而得出判断：学问家凸现、思想家淡出——这是被广泛引用的“结论”。新的转换迅速开始。

　　1995年，经中国社科院学者赵一凡的介绍，美国哈佛大学与三联书店合作出版“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这套丛书不是单方向引进、翻译美国书，而是借用哈佛大学资助，出版我国中青年学者的创新著作。”截至目前，丛书一共在三联书店编排了13辑，出版新书80余本。

　　季羡林把自己与三联书店的关系定位于三个角色：读者、作者与编者，这最后一个角色即与“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相关。他受聘为这套丛书的学术委员会主任。“本丛书只收中青年学者的著作，要求颇高，审查极严。”学术委员会由季羡林领衔，厉以宁、李学勤、王蒙等代表各大学科。“评审过程，一律采用专家匿名审读、委员会择优精选”，被选中的著作至少有两位以上的评委推荐——这一套在国际上通行的评审制度却是三联在国内首先采取。在当时“（与国际）接转”之普遍的社会思潮下，“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的学术创新价值，赵一凡回忆季羡林所言：“这不是单纯地为了与世界学术接轨，而是志在要世界同我们接轨。我们不但要拿来，还要送去。”

　　中国本位，在学界激荡与转换的90年代，三联书店提出了自己的时代命题。从“读书无禁区”的品格定型，到“人心很高飘”的气质添增，至此，三联书店完成了自己精神向度的建立。

　　回到出版现实，1999年三联书店翻译出版爱德华·W·萨义德的《东方学》，这本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很大关注的开创性著作，三联出版的是“全球第一个完整的中文译本”。在这本著作的第一页，萨义德引用了卡尔·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的一句话：“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或许罕有比这句说辞更能揭示“主体性”的价值及其缺失。仍是西方思潮，与文化生活译丛“向后看”不同，也与甘阳们的战前的海德格尔不同，三联的译丛由此开始与最新思潮同步，也因此诞生了新的译丛系列：“学术前沿”。

　　这一演进，董秀玉解释自己的出版思想明确清晰：“在中国做出版，一定要有中国思想的刊布、发行与传播。过去不成熟，主要是引进，经过10多年的学术积累，现在有机会做中国的学术出版了，这是我们的根本任务。这跟学习西方并不矛盾，但关键是原则是什么。”

　　1993年，董秀玉出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着手出版《陈寅恪集》与《钱锺书集》。这两套文集加上《吴宓集》，葛兆光感叹道：“无疑出版这种书是一种学术积累，却不是哗众取宠的凑热闹。不凑热闹，大约是难赚钱的，可尽管赔钱也出，则表明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毕竟在出版界还有地盘……于是真正献身思想和学术的写书人也还有一线希望在。”之后，《乡土中国》、《中国经验》、“20讲系列”以及钱穆、黄仁宇、李泽厚、王世襄等开始成集出版。

　　摘自2012年第29期《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