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不厌诈，这是中国传统。诈了英法公使，现在要诈美国公使了。

　　英法联军在大沽口玩命之时，美国公使华若翰带着两艘船做观察员。也不知道他咋观察的，反正1859年5月28日到达上海后，他就发现，桂良与花沙纳两个换约大臣有些磨叽。虽然《中美天津条约》没有规定换约的地点，但是他们还是告诉华若翰，英法要在北京换约，皇帝批准后，美国就可以与他们得到在京换约的同等待遇。但是他们两人若从上海到达北京，咋也得两个月。所以华若翰本人也不用慌着北上了，在上海静心等候吧。华若翰很奇怪两位钦差为什么非要选中国传统的那种驿站道路，难道没有更好的道路吗？跟随华若翰的美国远东舰队司令达底拿提出了让他们搭乘美国快速舰“密西西比”号前往大沽，但是两位钦差说，没有皇帝的批准，他们是不敢坐的。

　　钦差说得对，打死他们也不敢坐。第一，咸丰有心病，至死不想让外国公使进京。第二，钦差们知道皇帝的心病，所以在上海堵公使们呢。第三，堵不住公使，只能撅着屁股往后拉公使们。第四，别说他们有堵人的使命了，就是没有此等使命，他们也不敢坐外国人的舰船啊。那不是汉奸行为吗？没堵英法公使，反而乘了美国的快速舰北上，那不叫闪电卖国吗？钦差的苦衷谁知啊。

　　不过，按美国事后的总结报告，某种程度上他们还是挺理解桂良的：第一，桂良不敢坐美国的蒸汽船，因为那样做会导致皇帝的惩罚，耆英就是最好的例子。第二，看桂良与花沙纳，对于圆满换约也不乏真诚，但是他们不敢担负有损他们身份尊严的责任。第三，对于大沽口的设防，及准备在北塘接待外国公使的安排，桂良等人保持了沉默，他们不愿意干预属于他们职责以外的别人的行动。第四，对于桂良应负什么责任，不好估计，在受专制君王反复无常心理摆布的人和敌人所施展的阴谋诡计之间，应斟酌对待。桂良要知道美国人理解他们已到这个份儿上，说不定握着人家的小手流泪呢：知我者，美人也！这些美国佬，面憨心不憨。

　　他们对中国的政治特色已观察得差不多了。那就是，即使是换约这么个现在看来很小的事，清方各大臣也各有分工，更严重的是，他们要受那个反复无常的专制君主咸丰的来回摆布，大臣徒有真诚愿望，也顶不住咸丰一个又一个的弱智诡计。历史后来就是这样发展的，这是没办法的事。谁让大清摊上这样的领导呢？

　　美国人虽然某种程度上理解中国，但是某方面也认为中国不可理喻，比如诚信、守约、守时等问题：中国人并没有把在既定日期交换批准条约，看成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也并不认为一种无法避免的搁置耽延会对承当的义务起什么伤害作用，在这些细枝末节上，他们还不曾懂得西方的风俗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