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故意制造冤假错案是极为罕见的，在我国现实情况下，冤假错案往往是奉命行事、放弃原则或者是工作马虎失职的结果。”
“错放一个真正的罪犯，天塌不下来，错判一个无辜的公民，特别是错杀了一个人，天就塌下来了。”
“现在制度规定应当说比较完善了，关键看我们敢不敢于拿起法律制度武器，敢不敢于坚持原则。这不仅仅是个法律职业素养问题，也是一个政治品质问题。法律制度才是我们法院和法官真正的护身符、保护神。如果我们放弃原则，冤假错案一旦铸成，没有谁能够救得了我们。”
——《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摘自《人民法院报》
6日，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沈德咏在《人民法院报》撰文称，要像防范洪水猛兽一样来防范冤假错案，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
冤假错案往往“奉命行事”
沈德咏在文章中称，法官故意制造冤假错案是极为罕见的，在我国现实情况下，冤假错案往往是奉命行事、放弃原则或者是工作马虎失职的结果。
沈德咏认为，在目前有罪推定思想尚未完全根除、无罪推定思想尚未真正树立的情况下，冤假错案发生的概率甚至可以说还比较大。对此，法院人员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要像防范洪水猛兽一样来防范冤假错案，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
“叔侄冤案法院功大于过”
“现实的情况是，受诉法院面临一些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存在合理怀疑、内心不确信的案件，特别是对存在非法证据的案件，法院在放与不放、判与不判、轻判与重判的问题上往往面临巨大的压力。”
沈德咏称，“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案件，包括河南赵作海杀人案、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审判法院在当时是立了功的，至少可以说是功大于过的，否则人头早已落地了。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干预和压力，法院对这类案件能够坚持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已属不易。”
沈德咏分析，法院虽在防止错杀上是有功的，但客观而言在错判上又是有过的，毕竟这种留有余地的判决，不仅严重违背罪刑法定、程序公正原则，而且经不起事实与法律的检验，最终将会使法院陷入十分被动的地位。冤假错案一旦坐实，法院几乎面临千夫所指，此时任何的解释和说明都是苍白无力、无济于事的。
不要苛求“命案必破”
沈德咏在文章中指出，从现在已发现的冤假错案看，多少都存在突破制度规定，或者公然违背法定程序的地方。
“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有效保障。完备的程序制度，能在最大程度上为防范冤假错案提供制度保障。同时要看到，法律制度才是我们法院和法官真正的护身符、保护神。”
对于追求不正确的政绩观导致的冤假错案问题，沈德咏表示，不要过于苛求“命案必破”。
“我们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侦办案件初衷是好的，老百姓期盼获得安宁祥和的愿望也是好的，但强调‘命案必破’必然会给公安司法机关办案增添无形的压力，甚至会形成外在的干预因素，进而可能影响到办案质量。在实践中，受制于认识手段和能力水平等因素，少数案件破不了、抓不到、诉不了、判不了的情形是客观存在的，这个时候正确的做法只能是该撤案的撤案、该不起诉的不起诉、该判无罪的判无罪，绝不可做‘拔到筐里都是菜’的事。”
据新京报
【相关链接】
■ 浙江叔侄案
2013年3月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安徽省歙县张高平、张辉叔侄俩强奸再审案公开宣判，撤销原审判决，宣告张高平、张辉无罪。2003年杭州发生一起“强奸致死案”，嫌疑人张辉、张高平二审分别被判死缓和15年徒刑，服刑已近10年。
■ 赵作海案
2010年5月9日，“杀害”同村人被囚11年的河南商丘村民赵作海，因“被害人”赵振裳的突然回家，被宣告无罪释放。5月17日上午，赵作海领到国家赔偿金和困难补助费65万元。
■ 佘祥林案
2005年4月13日，随着佘祥林“被杀害”的妻子张在玉突然归来，湖北省京山县人民法院宣判佘祥林无罪。1994年4月11日，京山县公安局认定一具无名女尸为张在玉，其丈夫佘祥林有故意杀人嫌疑。当年10月，佘祥林一审被判处死刑。佘祥林上诉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1998年6月15日，京山县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佘祥林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 李怀亮案
2001年8月2日，平顶山叶县邓李乡湾李村，13岁的郭晓萌被人杀害。该村村民李怀亮被定为犯罪嫌疑人。因缺乏直接物证，此案经过三次审判，三次被撤销。4月25日，被羁押长达12年的李怀亮被平顶山中院宣告无罪，重获自由。
■ 福清纪委爆炸案
2001年6月24日，福清市纪委办公楼信访接待室门口发生爆炸案，一人被炸身亡。公安机关经侦查认为，犯罪嫌疑人吴昌龙、陈科云密谋实施了这一犯罪行为，犯罪嫌疑人杜捷生、谈敏华为这起爆炸案非法提供了爆炸物，犯罪嫌疑人谢清向侦查机关故意作虚假证明。检察机关对这5人依法提起公诉后，2004年11月，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对上述人员作出有罪判决。吴某等不服，多次上诉。今年5月3日，福建省高院开庭审理，5人全部无罪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