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建国门立交桥西北侧，这里曾是明清两代全国开科取士的地方。如今，原址取而代之的，是高耸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是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党和政府的“思想库”“智囊团”。
自1989年7月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李扬副院长的学术生涯几乎都是在中国社科院里度过的。20多年间，他一直辛勤耕耘在金融财税、宏观经济等学术领域，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满腔的报国热情，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决策理论依据及政策咨询。日前，记者在那里采访了李扬副院长。
中国经济增长进入结构性减速期
记者：您曾多年主编中国社科院《经济蓝皮书》。本年度的经济蓝皮书《2013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做出了“中国经济已进入结构性减速期”的分析结论，请问如何理解“结构性减速”？
李扬：经济增长是由很多因素以某种方式组合起来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这就是经济增长的结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结构，当推生产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
■ 首先看产业结构变化及其影响 过去30年，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是：一产比重下降，二产比重迅速提高，三产份额缓慢增长。这一进程的本质，就是大量的劳动人口和资源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一次产业即农业、种植和养殖业等产业中，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二次产业即制造业和建筑业转移。由于二产的劳动生产率高达一产的10倍，这种转移意味着整体的劳动生产率日益提高，经济增长速度随之加快。此即“结构性增速”。
但是，经过30余年的发展，我国二产已趋饱和，人口和资源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转移。然而，研究显示，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制造业，例如，在劳动生产率最高的上海，前者只相当于后者的70%。基于这样的差异，当越来越多的人力和资源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之时，中国经济总体的劳动生产率必将下降，由此，经济增长速度也趋于下降。
■ 再看生产要素投入结构变化及其影响 在过去30余年中，每年高达1000万人的劳动投入增长，是支撑我国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但是，随着转移人口日趋下降，随着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劳动投入的增长率将趋下降，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也将长期并存。在过去30余年里，中国的资本投入增长率逐年提高。然而，近年来，人口日趋老龄化、传统工业化接近尾声以及消费率的缓慢提高，已经导致中国几十年居高不下的储蓄率趋于下降。这使得无通货膨胀的资本投入亦呈逐渐下降之势。至于技术进步，我们当然希望技术进步能发挥积极作用。但是，资本回报率低、技术进步缓慢，一直是我国经济的弊端。
总之，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增长率下降，技术进步缓慢，这三个因素叠加，导致未来我国的经济增长趋于下降。
经济减速固然会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但也给了我们新的压力、动力和机遇，迫使我们加快科技创新，加快经济转型。
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水分主要在哪里
记者：近半年来，您曾撰文并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我国经济要实现“没有水分的增长”。请问，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水分”主要表现在哪些地方？为什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已提出多年，粗放式发展模式仍难以转型？
李扬：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这是近300年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但是，我们的增长也付出了不可忽视的代价，过高的增长成本、产能浪费和对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致使中国百姓享受到的经济增长成果大打折扣。这些代价，便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水分。我们所说的“增长水分”，主要不是指统计数据的水分。概括而言，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水分，主要体现在投入产出的效率降低上。
■ 从投入看 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相当于GDP一半的高投资以及接近GDP10%的净出口支撑着的。仅此一端，便使我国经济增长的成本位居世界前列。如果把生态环境等外部影响也视为“投入”，我们付出的成本更高。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我国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约相当于GDP的8%，2005年后这一数字虽不断下降，但到2011年仍高达4%左右。若扣除生态退化与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我国的真实经济增长速度仅有5%左右。
■ 从产出看 如果投资不能顺利地形成生产能力，变成“胡子工程”甚至是“豆腐渣工程”，与这部分投资对应的增长率就是水分。有些投资的确形成了生产能力，但是，生产出的东西形成积压卖不出去，与这种状况对应的增长率也是水分。统计显示，当前我国产能利用率平均仅达80%稍高，已经低于国际公认的危险水平。总之，产能过剩已经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平稳增长的最大障碍。
中国经济增长所以存在水分，在根本上，与由赶超发展战略决定的GDP至上的政府激励机制有关。现行财税体制的安排，也从经济利益上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和经济扩张冲动。在深层次上，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要素市场改革滞后，地方政府之手大规模替代市场之手，企业在生产中缺乏节约资源能源的压力和动力所致。
实现没有水分的经济增长，当务之急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以激发企业和市场活力为方向的体制机制及相应的政策安排。同时还需要着力完善体现科学发展的政绩评价体系，将居民收入、就业水平、社会保障、治安状况、环境保护等纳入考核体系，逐步弱化经济增长指标，从根本上遏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并坚持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引导资源优化配置，促进资金更多地流向创新型企业。同时加快建立天然气等资源类产品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
金融体制与货币政策的主要改革方向
记者：作为资深的金融及财税专家，您认为在应对结构性减速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及真正走上“没有水分的内涵式发展”道路上，当前我国金融体制与货币政策应着重从哪些方面进行改革？
李扬：我认为，在未来5～10年中，中国金融改革主要应致力于完善金融市场价格基准体系、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长期资本的投融资体系。
我们将基本完成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形成市场化的金融价格基准，为金融组织和金融市场的运作提供良好的价格信号，引导金融资源有效配置，为央行的宏观调控提供准确的信息和有效手段。
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完善金融体系结构，满足多元化的投融资需求，更好地为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服务。其中，尤应致力于建立以证券公司网络系统为平台、经纪人为核心的场外交易市场，从根本上解决小微企业权益性资本供给不足的问题。
应致力于建设高效率的长期资金投融资体制。虽然中国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便已不是一个资金短缺国家，但是，长期资本匮乏问题以及相应的金融资源的期限错配问题，却始终困扰着我们。鉴于今后十年甚至更长时期内城镇化和新一轮工业化将继续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而工业化和城镇化均高度依赖长期资本支撑，我国长期资本匮乏的状况将更加严重。鉴此，建立有效的长期资金的投融资体制，便成为中国金融改革最重要的内容。完善长期投资融资机制，就机构而言，就是要继续发展政策性金融机构、鼓励发展以保险公司为代表的各类契约型（尤其是长期契约）金融机构；就市场而言，就是要建立发达的股票市场、固定收益债券市场、以及市政债券市场。
记者：关于财政体制改革，您有何建议？
李扬：我国现行的财政体制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确立的，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面临新的国内外环境，它的不适应性逐渐突出，改革财政体制也就成为深化改革的重要且紧迫的任务之一。我以为，未来的财政改革，应着力在优化收支结构、建立全口径预算制度、重塑政府间财政关系等方面下功夫。
■ 财政支出方面 我们应优化政府支出结构，加快建设现代国库管理制度，提高财政资金效率，增强公共财政的保障能力。
■ 财政收入方面 应以全面推行“营改增”为起点，加快税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再造政府收入体系。
■ 预算管理方面 应以公开性和完整性为标准，并按照市场经济一般规范，重启预算法修订工作；加强全口径预算管理，逐步形成以公共财政预算为主导的政府预算体系；构建并完善包括政府资产负债表、现金表等在内的政府财务报告体系，以全面反映政府财务状况。
■ 财政管理体制方面 应按照支出责任与财权相匹配的原则，重新构造我国分级财政体制，重塑各级政府间财政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规范透明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
人物简介
李扬，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首批学部委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第三任专家委员。2011年被评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1991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同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是国家7部委首批“百千万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5次获 “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和论文奖。
个人观点
● 在未来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较低，但是，包括养老金缺口在内的负债风险值得关注。解决养老金缺口问题，可考虑进一步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的规模。
● 中国自2009年推出4万亿投资以来，M2走势重攀高位，形成令人生畏的“堰塞湖”；再加上密如蛛网的各国央行间的货币互换，这个世界实际上已经处在货币泛滥的洪水之中。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我们要把关守住，要防止通胀死灰复燃，要在创造有效的供给机制上下功夫。
● 自新中国建立始，我们就造就了城乡分割的制度，城乡差别成为中国所有不平等的主要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