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岁末，韩正书记与上海的市属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座谈交流，提出了很有意思的命题：“上海需要能够冲击世界一流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也需要专业鲜明的大学去冲击一流，还需要各类工程技术和高职高专在服务地方发展、培养应用型人才方面争创一流。”

　　巧的是当晚从中央电视台二台见到了来京参加论坛的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他可算是在全球第一个主张由政府主导推进文化创意产业的领导人。上世纪末发达国家到了“后工业时代”，英国这个老牌工业国忽然惊醒，由布氏掌控的工党政府着力发展“创意产业”，以这种高于传统产业24倍速度的新兴产业，辞工业社会之旧，迎创意社会之新。

　　布莱尔曾委托肯·罗宾森（Ken Robinson）成立一个全国委员会来研讨出一套开发创意教育的“策略”。罗宾森对英国乃至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考研。他认为，欧美教育是为工业革命之后的劳力需求而设计的，不只是为了符合工业社会的利益，也是根据对工业社会的结构及文化两者的想象。学校仿照工厂流水线的原则来运作，基本管理原则可摡括为“两化”——标准化、一致化，用的是统一教材、划一评量标准，如此“制造”出来的“标准件”般的人才，只能适应工业社会需求。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互联网把偌大地球“网成为村”，知识经济、创意产业扑面而来，不论东方西域，都在一同呼唤创新创意的“非标人才”辈出。罗宾森撰了本《让创意自由》，提出一个发人深省又极其矛盾之现实问题：扼杀“创意自由”的正是该让人获得自由创意的机构——学校！他向西方教育制度大声疾呼：“教育的改革，必须先要有改变的理论为基础。该理论必须奠基在学校本身的创新，以及政府政策的推动。”

　　韩正书记不是期望上海高校“要主动加强与文化企业的合作，推进本市文化事业和产业大发展”么？那么，上海高校能否主动合作和有能耐推进发展呢？换言之哪里去觅得“冲击力”？罗宾森对教育界人士倒真诚忠告过——“透过”（through）创意去教学，与“为了”（for）创意去教育是有差别的，后者是协助促进他人的创意工作，要让人人知道自己有创意潜能，鼓励敢于冒险而无畏失败；确认人们的创意力，磨炼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创新力，帮其找到自身创意所长；让每个学生独立发展完成创意，使之自信、自立地自由发展，加深加广对主观与客观的双重认识，对一切新点子、新观念和新发明都抱持开放态度，且和谐与他人互动。书中自有哲理，叫做“教育与训练是开启未来的钥匙”。不过，千万不能忘记，这把钥匙可以正反两面转，如果让钥匙顺转向“创意自由”，会觅着了“正冲击力”；反之把钥匙逆转向“扼杀创意”，则会错获“负冲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