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春天，母亲眼看就要大学毕业了，奔向新的工作岗位施展才华报效祖国的无限憧憬，如春风般荡漾在她单纯而灿烂的脸庞上。母亲丝毫没有意识到，一阵巨浪即将把她淹没。7月25日下午，北大中文系下发通知，说中央首长要来北大东操场开大会，听取大家的意见。老师动员同学们以大字报或发言的形式，积极大胆地说出自己的看法。

　　当时我母亲还在宿舍里，因为有一些事情等着她处理。同学们不断跑来催促她，说万人大会已经开始了，同学和老师分成两派正发表各自的意见，拥护工作组的比较多，也有拥护聂元梓的。大会开了约三分之二，我母亲才一路小跑着赶向东操场。她满头大汗，一进会场，嚯！黑压压的一片，有站的有坐的，哪里还挤得进去。她也找不到年级所在的地方，只能站在人群的外围远远地听讲。

　　过了一会儿，女同学李阳阳自告奋勇，代表三十多个高干子弟上台宣读大字报。大字报主题是反对聂元梓，拥护工作组。李阳阳口齿伶俐，表达能力极好，加上说得有理有据，多次被台下的掌声所打断，人们的倾向性大多倒向了工作组和北大领导，而这却与中央“文革”小组赶走工作组的企图背道而驰。

　　等李阳阳读完大字报后，我母亲看到大字报在“文革”小组成员手中传来传去，他们拿起了大字报，气冲冲地走到主席台正中，大声指责工作组“不依靠群众，不相信群众，不走群众路线，完全是反革命的立场。他们利用学生的革命热情，蒙蔽革命小将，做他们的挡箭牌……”他们发表了一通与那张大字报截然相反的意见后，突然把话题一转，把矛头对向了我母亲。

　　我母亲不禁“啊”了一声，心提到了半空，又紧紧地缩在一起，如五雷轰顶，顿时傻了。

　　北大东操场上顿时寂然无声，过了几秒钟，人群中像热油锅里撒了把盐，噼里啪啦炸开了。

　　母亲毕竟在牢房度过了童年，见多了敌人的恫吓，听惯了看守的呵斥。她先是大脑一片空白，但又迅速清醒了过来，第一个念头就是尽快找到在西语系学习的妹妹少林，可人山人海的会场，有坐的有站的，找到妹妹谈何容易！

　　其实，正在会场认真听讲的少林姨妈，听到有人指名道姓地诬蔑自己的妈妈和姐姐，一种不祥之感促使她立即转身挤出了人群。“姐姐怎么办，姐姐在哪里？”少林姨妈也心急如焚地在人群里寻找着我母亲的身影。说来也巧，没过几分钟，姐妹俩意外地走到了一起，二话不说便拉着手快步脱离了会场向宿舍赶去。

　　此时，母亲的心还在怦怦直跳，但脑子还算转得快：同学们已经分成两派，搞不好他们已经行动了，万一被抓住……时间迫在眉睫，哪容半点犹豫，母亲说一声“咱赶快回家”，便头也不回地与妹妹向校门外奔去。

　　姐妹俩趁着夜色，摸黑穿过几处果园，又走了二三站地的样子，四下张望，见没有人拦截，才慌慌张张地登上了公交车。

　　回到家里，她们向外婆讲述了北大发生的事情。外婆听了又是震惊又是气愤，极富斗争精神的她对两个女儿说：“我马上去北大，他们凭什么说我是叛徒！”

　　正在外婆要出门时，门被推开了，只见少林姨妈的系主任和她的入党介绍人结伴从学校骑自行车赶来了。两人一进门就说：“你们快跑吧，学校造反派头头领着几十个学生正往你们家赶呢，嚷着要抄你们的家！”当听说外婆要去学校时，赶忙摆手：“哎呀，你千万别去，去了也说不清，他们还不是说什么就是什么，人们就听他们的，你去了非得把你打死不可！”

　　直到今天，少林姨妈都非常感激她这两位好心肠的老师。当时“叛徒”是人人喊打的，如果外婆真要去了，肯定凶多吉少。“文革”结束后，母亲才从同学们的口中知道了当时的情况。因为大家真假难辨，听到“文革小组”成员骂了母亲，又看到她们姐妹俩携手逃跑，便自发地跟踪了一段路程。不过，大家又觉得这事实在不可思议，邵华怎么可能会成为毛主席家里的坏人呢？再说邵华平时学习工作都很积极，爱护集体关心同学，她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