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火，原名王洪溥。1924年生于上海。抗战胜利后，采访南京大屠杀以及审判日本战犯和汉奸。建国后，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战争与人》，先后获郭沫若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本文摘自《上海滩》2014年第1期）

　　堂兄介绍我认识陈展

　　我是在抗战胜利前一年（1944）认识陈展的，正因为认识了他，才使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陈展是我堂兄王洪泽（王东生）介绍我认识的。当时，洪泽在大后方重庆一家保险公司工作。我去看望他，见他正同一个朋友在房里谈话。这是一个脸色黝黑、戴眼镜的中年人，一头浓发梳着分头，脸上常露笑意，皮肤粗糙，刮光的络腮胡成片泛着青光，中等个儿，穿套半旧的紫蓝色西北羊毛粗纺的中山装。他两只眼瞪着看人时，显得有点神经质，是一种警惕、机敏的表示。洪泽说陈展是跑西北做生意的，并告诉陈展，我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生，爱写文章。见我来了，陈展不久就走了。他走后，洪泽悄悄告诉我：“陈展表面上说是商人，其实肯定是共产党，只不过他不肯承认这一点。”我问：“你怎么认识陈展的？”洪泽说：“战前我们在南通上中学时同过学，陈展曾是共产党的中学支部书记，还担任过共青团南通中心县委组织部长，被通缉过，做过江苏省委组织部省巡视员，但我们多年不见了。陈展这人很神秘，战前被捕过，国民党将他关在上海漕河泾监狱，又关在苏州反省院，用过种种酷刑。抗战爆发后，才释放了他。前不久，偶然在路上遇到他，才知他在做生意，但他不是个真商人……”

　　洪泽当时思想比较进步，能写很美很好的诗。我这时刚考取复旦新闻系，校址在北碚。这次在他那里认识陈展后，我绝未想到新认识的这个人竟影响了我以后的人生道路。

　　我进北碚夏坝的复旦大学攻读时，从一年级起就常在报纸上发表散文和小说。有的文章可能被陈展看到过。有一天，陈展竟出现在夏坝我的宿舍门前了！他说是来看望一个朋友顺便来见见我的，约我在嘉陵江边的小茶馆里喝茶聊天。我陪他喝茶，又陪他在江边散步。他问我家里的情况以及在学校的情况，我感到他像一个大哥似的很关心我。从这以后，他间隔一段时日总会来看我一次，同我在茶馆里喝茶或陪我在小饭店里吃面。我们谈得很投机，时局、形势、中国的前途，什么都说，渐渐有了交情。

　　此后不久，我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矛头直指国民党和三青团在大学里横行霸道的恶劣行为的文章，题为《孰令为之》，要求反动党团退出学校去。陈展看到了。几天以后，他来到我处，我以为他会夸我写得很好，谁知他竟劝我不要太傻，说：“特务厉害得很，你不要赤膊上阵，要注意安全。”

　　一次神秘的旅行

　　1946年2月里的一天，陈展突然又来夏坝找我了。我们在江边散步时，他突然向我提出一个要求，也给我一个惊喜，完全出乎我意料。

　　当时，抗战胜利，谁都想回到下江去与亲人团聚。但交通不便，水路、陆路和空中都只能慢吞吞送回去极少的人。我做梦也想着早日回江南，到南京和上海去同母亲和妹妹们团聚。他说：“有个机会可以让你和我一同坐飞机回沪宁。我们先到上海，再去南京，你在这两地都有熟人，在南京你家还有房子。你知道，《新华日报》想在南京出报，需要找房子，你家的房子希望也能租给报馆用。我同你一起去，以后有你这个好朋友，可以将你家做个落脚点。你看行吗？”他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他并未告诉我他是共产党，但实际已经把这点巧妙地挑明了。我斟酌了一下说：“你信任我，我觉得我不会辜负你的信任的。但现在不是假期，我离校陪你到这么远的下江去，要是被学校发现，那问题就不好解决了。”陈展说：“不要紧的，我们是秘密走的！到了那里，把事办完了你就回来，我负责让你仍坐美军飞机回来！”我问：“如果去，什么时候走？”他说：“很快就走，但一切都要保密。”

　　真是像做梦一样，1946年2月20日我跟陈展果然启程了。我们是从重庆白市驿飞机场搭乘美军军调处执行部的大型银色四引擎C-54运输机赴上海的。在机场上，陈展给我介绍了一个穿西装的白净中年人祝华。祝华和陈展当时都是中共南方局组织部的干部，祝华还是曾家岩周公馆的负责人之一，他与陈展这次去上海、南京后，将留在沪宁一带工作。祝华后来就是上海马思南路107号周恩来将军公馆的办事处长，大家叫他“管家馆长”。他对我印象很好，以后我们时常秘密来往，直到他奉命撤离。上机时，我看到一张英文信笺似的机票上说明乘机的是中共代表团人员，我又发现潘梓年（当时是重庆《新华日报》负责人）、华岗等也与我们一同上机。我冒名顶替一个名叫吕文俊的人（至今也不知他是谁），美军点名后我们上机坐下。我心中更明白陈展的身份了。飞机经过四个半小时的飞行，天黑时抵达上海江湾机场。我带陈展回到上海成都南路霞飞巷5号家中与母亲及妹妹见面，并安排陈展住在家中。第二天，我和陈展就同祝华在火车站见面，一同去了南京。

　　那时，我的恋爱对象凌起凤家在南京，她父亲凌铁庵是国民党的元老人物。后来我替陈展将户口在南京报在凌家，在上海报在我家。陈展领到了身份证，从此就在沪宁一带活动。我在沪宁一带帮陈展办完了事后，他果然又让我坐美军的飞机飞回了重庆。

　　军警不允许我见周公馆的同志

　　解放战争时期，陈展、祝华等常秘密给我进步书刊阅读。我在上海采访时，到马思南路107号周公馆去，可以见到祝华、陈家康、潘梓年、华岗等同志。祝华有个阶段常常夜间会到成都南路99弄5号我住处来，叩我楼下厢房的玻璃窗，我就会开门让他进来与陈展及我见面。

　　在那阶段，陈展有时在上海、南京活动，有时去苏北。在上海时，他在静安寺百乐门商场开了个书店作为掩护，还出了田涛的小说集《恐怖的笑》等书。我把我们家的亲朋好友有选择地给他作了介绍，便于他活动。有时，他要我给他做些寄发邮件、采购药品等事，我都不问究竟便去做。有时，他在旅馆或在沪西工人区居住，同我约会，找我帮着做些事情，我也总准时前往。

　　多年后，他在革命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一直以商人面目为党进行地下工作，在上海时常住在王洪溥家得到掩护。后来，祝华同志以公开身份在上海马思南路107号周恩来将军公馆工作时，我们有时就悄悄在成都南路霞飞巷五号王洪溥家楼下见面。有时在天黑后，只听到楼下靠弄堂那间厢房的玻璃窗轻轻敲响三下，王洪溥就知道是祝华来了，马上去开门。但1947年3月5日，在国民党军、警、特全副武装包围胁迫下，周公馆的同志全部撤离上海。当天，王洪溥曾利用他的记者名片要去马思南路107号同祝华见面，代我传递信息，并表达一种告别的情意，但被军警阻挡未能见到。”

　　这里，陈展的记载有误，我去马思南路107号要见祝华，代陈展传递信息是3月3日，不是3月5日。此外，祝华在这之前有一天夜里来我住处，曾与陈展同将一包文件及契约交给我母亲收藏。这包东西我与母亲合计后，决定放在大衣橱底下（大衣橱下边的垫板是用螺丝钉拧住的，我们将螺丝钉拧开，把文件放进去，再将螺丝钉拧上）。这包东西直到上海解放后，才取出来交给陈展转交祝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