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越然诸多“名衔”中，有“复旦名誉学士”一项。“学士”既非“高学历”，再冠以“名誉”，有何意义？这使我产生疑惑，想一探究竟，终于在周氏《追忆先师严几道》一文中找到线索。

　　周氏在家乡吴兴的教会学堂(Memphis Academy)学习后，于19O5年（21岁）即开始了其教学生涯。他先去本城某镇教英语，教“Peter Parley’s《统一史》”，数月后感到才力不敷。更为不堪的是，到了1907年春夏之交，学生为反对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势力而闹学潮,罢课；身为教员的他，也参与其中，而且还是“主动者之一”。事后，他预料难以继续任教，故决定去上海进修。先拟投考南洋公学，但担心数学成绩不够格，会考不取。

　　巧的是，早在两年前，马相伯与严复就被迫带领部分学生脱离马氏所创办的震旦，另立“华人自主之学校”——复旦公学。校长严复深受学生爱戴，而周氏早就敬佩严复的学识，于是周氏决定投考复旦。招生考试由马相伯与严复主持。据周氏自述“我的考入复旦，实在是因为我的翻译。那天翻译题目，是校长亲自出的。其中有‘釐妇’之名，除我之外，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有不完卷者，有交白卷者。校长阅卷时，只见我一本完全卷子。他在卷面写了‘翻译妥当，英文极佳’八个大字”，予以录取。据考，周氏在复旦公学只读了一年，次年（1908年）春复之交，即经李登辉（后曾任复旦校长）的推荐，去苏州英文专修馆任教。所以，周氏非复旦公学的毕业生。在这一年中，校长与学生讲话，无非训词；学生与校长讲话，则用呈文。学生与校长的直接接触当然不可能多，周氏自也不可能受到严校长太多的直接教导；至于称严复为“严师”，则属情理中语。

　　然而，周氏与复旦之谊并未中止，且延续了三十年之久。据查，1922年他与邵力子等六人荣获“名誉学士学位”，周氏还任“复旦同学会基金保管委员会”委员、“母校百元基金筹募委员会”委员，并带头捐款，还兼任监察委员。1933年，为复旦同学会年会特刊题词，为李登辉校长六十大寿献辞，为马相伯百龄大寿写了祝辞。1936年8月，还出席该年的第8次校董会。

　　周氏不忘母校之教，严师之恩；敬师爱校之情，当为我辈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