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秋，我曾经通过我的同学范承玲转交给郎平一封信。信的大意是：中国女排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心中激情燃烧的理由，时间虽然过去近10年，女排人也已换了几茬，但中国老女排的精神以及光荣背后的故事，应该不被遗忘。因此，我希望与她合作做本书。信发出后不久，朋友带信给我，郎平目前没有出书的愿望，此事就暂此按下。尽管当时未有合作，但我这封朋友般的约稿信却被郎平一直珍藏。 

　　转眼到了1998年，我总搁不下此事，就再次写信，通过范承玲并经杨玛力顺利转交郎平。此时，远在美国的郎平，终于给了有意作此尝试的回音,并委托何慧娴代替她主持此事。郎平准备出书的消息不胫而走，瞬间成为出版界追逐和媒体关注的焦点。媒体的热炒，使得不少于10家出版社加入争夺的行列。当时，由于中国畅销书市场运作才开始，商业模式不清晰，市场运作不规范，出版社之间除了报价有可比性之外，很难进行更为合理的比较。因此，作者只能从项目执行者的业界地位和出版成就，以及出版社的品牌上做选择。事实上，我还真没想到竞争会如此激烈。因此，我当时的心态是平和的，我相信做任何事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同时，从出版社的角度，我预设的底线是，在规范的运作和合理的价格的基础上，再同郎平做深入的沟通。意想不到的是，除了上述的前提之外，最终郎平选择同我合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理由，是我一年前写给她的那份约稿信。她多次表示，我是提议她写书的第一人，而且是以朋友身份提出建议，让她印象深刻，因此，她没有理由不同我合作。她的想法得到了何慧娴的支持。

　　随后，何慧娴向郎平和我建议，由郎平口述，请女作家陆星儿执笔，完成《郎平自传》的撰稿。我当时曾有点犹豫，倒不是星儿的水平问题，而是从我的感觉上，我一直认为中国女排在国人心目中是英雄形象，因此，此书更多的笔墨应回顾那个英雄年代的激情岁月，应该选一个比较刚性的男作家担纲。但何慧娴认为陆星儿和郎平气质上相似，而郎平也喜欢星儿的散文集《母与子——留给未来的回忆》。她们的坚持也说服了我。后来我明白，这是女人之间内心的相互认同感，和女人对生活和情感的体验方式，使她们之间产生了默契。郎平对此书的写作趋向也是想更加个人化、更加情感化。最终由何慧娴、郎平、陆星儿代表作者方、我和另一编辑两人代表出版方，组建了项目前期的执行团队，我和何慧娴成为团队的负责人。伴随着书稿撰写过程，我和郎平有了更多的交流，我们就选择有趣的事件，有意识地组织各项主题报道，并让一些强势媒体选载部分图书内容，以构成图书背后话题的连续性和长久性。为了更能强化老女排的印记，我们请袁伟民专门题写了书名。 

　　出书后，我们设计了与《郎平自传》核心价值相匹配的营销活动方式和路线。比如，我们组织了老女排与现女排运动员以精神接力为主题的座谈会；向天安门国旗班仪仗队、北京军区电话班的女兵们举行赠书和主题讨论活动；与广东家庭杂志举行生活意义座谈等。让我非常感动的是，郎平的粉丝和当年中国女排精神的追随者们，他们的热情和疯狂，显示了女排精神穿越历史的力量和独特价值。当然，怀念《郎平自传》出版过程中我们在一起的300多天的理解、友谊和真诚，何尝不是我和郎平缘分的一种延续？

　　十日谈

　　女性风采

　　她被誉为中国的波姬小丝，请看明日本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