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兄弟姐妹共五个，哥哥、两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父母的坟墓在苏州，每年的清明举家扫墓是我们兄弟姐妹聚会的日子。因为我双休日经常事务缠身，一般都是以我的空闲时间为准。大家所携带的物品也是约定俗成。一路上大家回忆过去弄堂里家长里短的故事，小时候的趣事，笑声不断、乐声不绝。扫墓完毕，大家拿出自带的菜肴、点心，找一块空地，铺上报纸，大家围上一圈算是野餐，相互敬敬酒、夹夹菜，亲情溢于言表，其乐融融。但10年前这样的情景是没有的。

　　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大哥是长子，“长子半个父”，这是父亲的家训。“国有大臣、家有长子”是大哥的口头禅，尽责尽力地承担一个长子的责任。记得三年困难时期，生活十分艰难，每人配给粮食根本不够吃，且70%是面粉。尽管我们家有个保姆，那是大哥小时候父母都要上班没人看管，来到我们家的，但年事已高，我们已经把她当作祖母视如亲人。大哥和我把家里的担子自觉地挑了起来，每天下课回家，大哥和我就开始做面食，什么饺子、馄饨、烧卖、锅贴、面条都是那时学着做的，然后按照每人一份平均分好，把仅有的大米都让给病弱的母亲食用。周日还经常带我到郊区捡麦穗，挑马兰头，大哥也因此获得“家庭妇男”的美称。三年困难时期就是这么渡过的。

　　我们家兄弟姐妹都是文艺骨干，大弟会拉二胡，小弟会拉京胡，大哥善于表演，大家经常你拉我唱不亦乐乎。我至今还记得大哥在弄堂里一手打着竹板摇头晃脑地表演的快板：“我是个小老头，身穿棉袄头，头上戴着草帽头，走东头、走西头，捡了个萝卜头，吃在肚里头，咕噜噜摔了个大跟头。”他们后来都成了单位文艺宣传队的负责人。母亲身体一直不太好，加上父亲担任上海火柴厂的消防大队长，不是每天都能回家，每当母亲不高兴的时候，大哥会带领兄弟姐妹演戏、唱歌给母亲看，直到把母亲逗得笑起来。那时日子虽然清贫，但家里充满着温馨、关爱。“文革”后期，我和小弟在江西插队落户，大弟到郊区农场当了一名农场工。家里就由大哥和妹妹陪同父母。我们在外的衣食住行、家里的人来客往也都由大哥照应。那时我们经常有书信来往，相互还是十分牵挂的。

　　不久，兄弟姐妹相继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随着父母双双仙逝，各自忙于自己的小家庭，加上大哥、大弟都担任着单位的领导职务工作繁忙，又要教育孩子，兄弟姐妹间渐渐疏远。说起来很奇怪，人与人之间越不走动，就越发生疏，还会产生不必要的误会，就这样，每年清明去苏州扫墓基本上各走各的。据大哥后来告诉我，其实大哥是很看重亲情的，虽然经常是独自一人去苏州，但每次他都要在父母坟墓前坐上一个小时，边流着眼泪，边默默向父母诉说着心中的郁闷。不仅是对父母的悼念，更是对手足之情的思念。

　　僵局在2002年由大哥的女儿和小弟打破。知父莫如女，大哥的女儿是个孝女，她深知爸爸珍惜兄弟之间的那份亲情，她先是主动邀请我和小弟小聚，经过大家的努力，毕竟是同胞兄弟，兄弟姐妹终于尽弃前嫌，握手言和。从此兄弟间有事共同商量，有难大家相帮。清明节到了，大家第一次结伴去苏州扫墓，大哥十分兴奋，他帮我们预购了车票，知道我们喜欢吃匹萨饼，他特地起了个大早，赶到那家店铺备好五份，一路上对我们呵护有加。我重新体会到兄长的体贴和温馨。从此每年的清明去苏州扫墓就成了我们兄弟姐妹聚会必不可少的项目。我曾经向大家提出，父母的坟墓太远，是否把他们迁到上海来，以便随时祭扫，但遭到大家一致反对。大哥的意见“父母已经入土为安，不要再惊动他们”，弟妹们则说一年一度的扫墓，既是祭扫父母，又是兄弟姐妹们团聚，何乐不为。真可谓“生命诚可贵，亲情价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