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尾，在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的一次饭局上，遇到修晓林。他是苏茹的儿子，我问候他的妈妈，他却告诉我苏茹已在2003年4月2日去世了。一时，我惊愕无语。放下筷子低首神伤。朋友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哽咽着说：“他妈妈苏茹是我的入党介绍人，这么好的一个人，我都不知道她走了……” 

　　那晚，我们同车回家，晓林送我一本记录他父母亲的图文集《难得自在》，书名是由王元化同志题写。临别时，我对晓林说，一定会写一篇文章纪念他妈妈。 

　　屈指算来，认识苏茹悠然四十载有余。那时，我刚大学毕业不久，在市文化局工作，苏茹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当编辑。1965年，我们一起参加奉贤县社教工作队，分在同一个工作组。她参加革命是1941年，那年我刚出生。苏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美丽、大方。浓眉大眼，说话时常带着甜甜的笑容，普通话字正腔圆，声音也特别悦耳。她有一种山东女子的粗犷美。相处久了，你会感到她热诚、善良、朴实，如果细心观察，眉宇之间又隐隐含着一丝忧郁的神情。她是入党很早的共产党员。 

　　也许是缘分，她对我有一种大姐般的关怀。她知道我喜欢写作，就把少儿出版社的书送了我两本，还跟我讲当编辑的甘苦。她把我放在床底下的脏衣服拿去帮我洗。那是一个特殊的真情年代，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包括我在内都比较单纯，充满理想。在工作队里我是以一种对党无比忠诚的热情工作着。在大学时我是团干部，走上工作岗位后即提出入党申请。我不知道是不是组织上派她来联系我。对着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大姐，我自然会把心里话告诉她。我父亲当时是名工人，可解放前在棉布店工作有股份（后来在“文革”中被打成漏网资本家），当时来说成分不够好，这成了我心中的一个包袱。 

　　有一天晚上，她约我谈话，在一个打谷场的稻草堆旁。开场白自然是给我讲了一番大道理，什么家庭出身无法选择，革命的道路自己可以选择等等。这些道理其实我都懂。尔后她沉思了一下，用亲切平和的语调，给我讲了她丈夫修孟千如何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她如何面对家庭巨变挺了过来的经历。她讲了自己内心深处的痛苦和想法，这下，我被深深地打动了，对着“春雨润物”般的大姐，我眼眶湿润了。那晚月淡星稀，回到宿舍，我失眠了。自此以后，我更加努力地工作。逢到春节，我都主动要求留守工作队。 

　　当时，我政治上相当幼稚，也不可能认识社教运动的问题。我记得由我负责对一个大队会计的“四不清”审查中，言语过于激烈了点，第二天那个会计服农药自杀。经过抢救总算没闹出人命。不过我思想上存在患得患失的情绪，怕这件事影响入党。当时的工作队长是上海社科院的一个姓王的老干部，政策水平非常高，对我并没有作什么批评。 

　　苏茹也为此事找我聊天，她开头用“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句领袖的话教育我，同时，她还肯定我的工作热情。最后，她说要正确对待入党问题，千万不可患得患失。一句“不可患得患失”点中了我思想弱点的穴位。当时像我这样从家门到校门到机关门的所谓“三门”干部，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患得患失。她的指点在我以后几十年的工作生活中，我都时时铭记在心。 

　　1966年4月，工作队党支部大会全数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不久，“文革”开始了，文化局党委来不及审批，此事就搁了下来，直到八年后才解决，这是后话。后来，我们各自回到原单位参加“斗批改”。“文革”中，我和她有过一次见面，时间、地点都不记得了。前两天，翻箱倒柜，寻出了一张和她的合影照片。背面写着日期：“1974年8月初”。这成了我的一份珍贵纪念。 

　　照片上的苏茹笑着，这真是一位情重恋执的好同志，这样的党员在现在的这个年代里，恐怕不多了。 

　　十日谈

　　清明的回忆

　　青铜不朽，风范永存，请看明日本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