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印出版物通常很少有人注意，更不要说被看重。其实，要解读晚清乃至整个近代中国，石印术都是个绕不开的关键点。晚清三十年（1880—1910），中国传统的木版雕印已渐趋没落，颓势尽显，从西方引进的铅活字印刷则处于不断革新、追求完善的求变阶段，而石印术堪称在此过渡期间熠熠生辉的一抹亮色，维新变法、图强救国的时代之声，正是从一架架石印机中走向了千家万户。

　　1 石印术的发明及在中国的最初传播

　　所谓石印术，是指在石板上印刷的技术，由德籍捷克人阿罗斯·塞纳菲尔德于1796年发明。这项技术根据石材吸墨及油水不相溶的原理创制，在特殊石板上直接书写图文，再通过化学腐蚀制版，印刷成文。经过改进后的石印技术能任意将图文放大缩小，解决了不规则图形和特殊符号的印刷难题，操作简便，省时省钱，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受到了市场的欢迎。石印在19世纪初即开始流行于欧洲，成为贯穿整个19世纪的主流印刷方法之一。

　　至迟于1830年代，石印术就开始影响中国。最初是一些外国传教士（如马礼逊、麦都思等）在新加坡、中国澳门等南洋诸地办所印刷，其中就有部分是石印或铅印、石印混合印刷物，如麦都思的《华英字典》等。稍后，传教士们的印刷基地移往广州，这是传教士们进入中国大陆并长期驻扎下来的先声。广州是中国开埠前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也是开埠后五个首批对外开放的口岸之一，因此成为西洋文化进入中国的桥头堡。这一时期最典型而目前尚能看到的石印出版物是医生合信的《天文略论》和《全体新论》，它们均由合信所在的广州惠爱医馆出版，是近代最早系统介绍西方天文知识和人体解剖知识的科学著作，附刊有大量天象图版和人体解剖图，在当时影响很大。

　　2 墨海书馆 沪上石印第一声

　　麦都思于1843年底到达上海，第二年就开办墨海书馆开始出书。1857年麦都思逝世后墨海书馆仍在运转，一直持续到1866年底结束，这是上海开埠初期创办最早、影响最大的出版机构，墨海书馆所在地也被称作“麦家圈”，并因此成为上海史上的一个特定名词。从现存墨海书馆所出书来看，木版雕印、铅印和石印都有，但主要是前两者，石印基本上只是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在现已知墨海书馆1844—1860年间出版的170余种书中，石印的书只有《祈祷式文》《耶稣降世传》等极少数几种。这是因为当时上海难以寻觅到合适的石印版材，墨海书馆使用的石印设备仍是比较原始的木质手摇机，速度慢，印刷效果也不佳，相比雕印和铅印没什么优势。由于墨海书馆当时印刷设备有限，因而出现了一种铅印和石印混合印刷的出版物。墨海书馆1848年出版的《天帝宗旨论》就是如此，且是难得一见的集雕印、铅印和石印为一体的混合套印本。此书封面“天帝宗旨论”为雕版印刷，字上木纹尚在。内文为铅活字排印。由于墨海书馆早期印刷设备很不完善，使用的铅字系由几副不同铅字拼凑而成，故全书字体大小不一，颜色也有深有浅，整体感觉很不协调；此外，因铅字数量不足，几乎每页都可见一个或几个手写字，如第21页上有9个“靠”字，其中5个用铅字排印，4个用手写体石印套印，可见墨海书局当时使用的这副铅字只有5个“靠”字，超出5个就只能用手写石印套印了。这种雕印、铅印、石印混合套印本的实物非常少见，是近代印刷史筚路蓝缕、艰难发展的珍贵见证。

　　3 从徐家汇到土山湾 石印在沪发展的真正源头

　　如果说，墨海书馆的石印还鲜为人知的话，那在这方面土山湾就太有名了，几乎所有的相关著作，在说起上海的石印源头时，无一例外都会提到它，却又语焉不详。实际上，土山湾的石印，和徐家汇有着密切关系。1847年，耶稣会进驻徐家汇，传教的同时把很多西方文明也带入了徐家汇，石印技术即其中之一。

　　目前发现最早在徐家汇出版的石印实物出版于1855年，是一本向中国人介绍法语文字语法的读物。书名《法兰文字》，中法文对照，出版、印刷机构署Zi-ka-wei_Collége Je St-Ignace（徐家汇圣依纳爵公学）1855。显见，这是1855年徐汇公学出版使用的一本法文教材。从时间上说，这本教材系土山湾印书馆之前的石印物，为一新发现。根据文献，在土山湾前，徐家汇的修士使用小型木质的石印机印过一些宗教读物，但从未发现过实物，这本石印教材的发现，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此外，对研究徐汇公学早期法文教学，此册《法兰文字》也是本难得的范例。

　　徐家汇的印刷设备后来搬往土山湾，归印书馆使用。1876年，负责印书馆业务的法国人翁寿祺修士向法国订购了大型石印车，石印业务在土山湾开始有了较大发展。土山湾早期石印出版物中较有代表性的是1878年出版的柏立德的《中国溺婴记》。这本书可以说是中国早期石印书籍中最接近西方石印书原始面貌的，从书籍纸张、内页印刷一直到整体装帧等各方面，都达到了同期西方石印书籍的最高水准，何况它还具有开本阔大、手写上版、中西文字并列、附有大量插图等石印书的众多特色，可以说集数美于一身，是反映中国早期石印生产能力的一本经典之作。

　　土山湾印刷发行的石印出版物时间早、数量大、范围广，绵延数十年，品种千百计，影响遍及沪上同业，事实上成为上海石印业的始作俑者。执掌土山湾印书馆约20年的翁寿祺修士的主要助手是中国人邱子昂，有迹象表明，向点石斋传授石印技术的正是来自土山湾的邱子昂，而沪上其他出版机构看到点石斋的成功之后据说也纷纷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上海石印业风起云涌的黄金三十年局面由此而形成。

　　4 点石斋 石印进入商业领域的尝鲜者

　　英国商人美查（F. Major）创办的点石斋印书局现已被公认为是让石印技术正式进入商业领域的始作俑者。但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美查绝不会突然起意要进军石印业，中间肯定有一个渐进过程。从时间上来看，1876年土山湾大规模进军石印业，1877年傅兰雅主编的《格致汇编》开始刊登用欧洲石印新法印制的李鸿章等人的精美画像，这一切都有可能触动美查的商业心机。风雨欲来的外部环境碰到敏感又善于捕捉机会的美查，专营石印的点石斋印书局就在这时应运而生，拉开了序幕。1878年暮秋，申报馆老板美查从国外购得石印机器一台，经过调试，效果良好，遂在这年年底成立点石斋印书局，并印成楹联、金笺等数种出售。点石斋石印业务的发展很顺利，石印的品种很快从零星散件扩展到书籍字典等正规品种的印刷。我们从当时的广告可确证：从1879年初一直到当年7月，点石斋已印成石印书8种可供出售；再到1880年3月，8个月时间又印成石印书16种，一共已有24种石印书可供出售，其中包括大卖热销的《康熙字典》缩印本。1884年，美查创办《点石斋画报》，延聘吴友如等绘画高手，捕捉社会热点，以画说新闻为卖点，一时红遍大江南北。点石斋因此而大获其利，石印也就此成为申报馆营利的一大热点，石印能快速赚钱的信念至此已深入人心，由此带动了近代史上延续几十年的石印热。

　　5 1880年至1910年 石印业的黄金三十年 

　　点石斋一马当先，其后开设的石印书局汹涌而至。1880年至1910年，仅上海一地发行过石印书刊的出版机构就不下200家，不乏同文书局、蜚英馆、扫叶山房等大型企业，造就了石印业的黄金30年。

　　石印术能在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异军突起，占领印刷出版市场的半壁江山，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埠，西方各种学说纷纷涌进，报馆书局争相创办，引起印刷业大繁荣，而新兴的石印术以其方便快捷、投资小见效快的特点，在优势不再的传统雕版印刷和有待完善的铅活字印刷两面夹壁中突围而出。1839年，摄影术发明并推广后，很快就应用到了石印业，使原先只能按原大尺寸印刷的石印如虎添翼。石印术缩印成书的优势在当时堪称“一招鲜吃遍天下”，众多石印企业将此优势发挥到极致，几乎将中国传统有代表性的古籍全轮印了一番，直接降低了书价。当时，石印书价大致是木版书的三分之一，且因书的体积大为缩小，可随身携带，为贫寒弟子带来了很大方便。这种商业行为客观上是对中国古籍的一次大普及，近代很多文化人正是从接触石印书开始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由此而登堂入室走上学术之路。

　　石印的另一个明显优势是能妥善处理一些异形文字和图文乐谱的印刷，如《金石萃编》等。至于中国历史上一些以图享誉的名著，如《帝鉴图说》《御制耕织图》等，更是多家机构争相发行并屡屡再版，成为近代印刷出版史上的奇异风景。

　　19世纪中期上海兴起石印后，迎合举子科考的中国传统古籍和西学类书一直是石印的重点产品，而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后，这类书的销路锐减，在经过短暂阵痛后，石印业又很快找到了新的热点：通俗文学。从《三国演义》等经典作品的绣像加工出版热，蔓延到各地地方戏的剧本和各种通俗小说、各类弹词、滩簧等民间唱本。现存石印书中最大量的就是这类作品。这类书开始还印得比较中规中矩，但为了抢占市场份额、降低发行成本，各书局展开了恶性竞争，用纸越来越差，排印越来越密，价格越来越低，很快走向死胡同。这类通俗文学书籍，特别是记录民间口传文学的唱本类读物，因长期缺少重视，乏人整理，一直处于濒临失传的边缘，却因这次商业竞争得到了生存延续，在百年后成了研究民俗文化的难得资料。

　　18世纪末，阿罗斯·塞纳菲尔德在德国发明石印法，短短十数年就迅速风靡整个欧洲，成为19世纪主流印刷技术之一。石印法在19世纪三十年代随传教士的足迹影响中国，萌发于外围的南洋，初始于最早开放的广州，然后在中国最大的商业都市上海成熟、繁荣、光大，并迅速走向全国各地。民国以后，石印业慢慢衰落，逐渐退出印刷出版业的主流市场。但其生命力是顽强的，直至今日，这门古老的印刷技艺仍在小范围内活跃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