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国家出版总署规定出版社有一个差错的允许值，即不超过万分之一为合格。在我看来，这种仅为合格的书内容再好也品性骤降，只能降为“处理品”。

　　我这次是幸运的。《我和徐家汇——45位见证人的精彩故事》的书稿发到女编辑郑梅手里。郑梅又兼锦绣文章出版社总编办主任助理，肩负繁琐的行政事务。她能做好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吗？结果出乎我意料。

　　《我和徐家汇》的46篇散文题材涉及古今中外，由此带来的编校内容比较复杂。徐家汇的由来是明代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先生打开封闭的国门，以开放的胸怀汲取西方先进科学文化，后来其后代集居在此形成“徐家”汇聚。书中有好几文都提到这样一个史实。有的作品将徐光启与意大利人利玛窦合作的《几何原本》称为“著作”。郑梅在校阅之后将其改为“译著”。《几何原本》是欧几米得的著作，徐光启与利玛窦的合作是将原著前6卷译成中文。将“著作”改为“译著”，还原了历史真实。编辑只有通晓中外的一些历史常识，才能避免作者因疏忽造成的失实。

　　这本散文集的作品大都选自新民晚报《夜光杯》去年征文《我和徐家汇的故事》。副刊上作品短小精悍，可读性强，但结集出版就会略显单薄。我通过相关机构，搜集了24个类别的丰富史料作为作品的相关链接。总以为这些相关内容来自官方，内容可以确定无疑，然而还是被郑梅“捉”出毛病。陈钢先生的大作，回忆与父亲陈歌辛同道的艺术家在百代公司倾情放歌。郑梅竟然对作品链接的百代时期18位主要词曲作者名录一一核查，发现其中“陈瑜”是田汉笔名，“梅翁”是姚敏笔名，百代公司主要词曲作者实际为16位。对材料的“去伪存真”，完全来自于一位编辑的高度责任心与文化自觉。

　　《我和徐家汇》有不少首次披露的秘闻轶事。作者李思源先生讲述的宋美龄与徐家汇的情缘源远流长。宋的外婆是徐光启后裔，她与蒋的爱巢也称“爱庐”。作者在提到宋母时称其名为“倪桂珍”，而在其他史料中，也有称“倪珪珍”。郑梅在翻阅大量史料后确认可用“倪桂珍”。我有点不放心，就去追问作者。李先生今年二月去了海南文昌宋氏祖居博物馆，他看到宋母用名在前部分称“倪珪珍”，后部分称“倪桂珍”，在两者皆可的前提下，选择后者似乎更妥一些，这应该是宋母人生成熟后的自我选择。

　　为了证明这一点，李教授发给我一张宋庆龄与孙中山先生联姻的“契约书”图片，上面有“誓约者”亲笔签名“宋庆琳”。与其母相同，出生时与人生成熟后的用名不一样，可见当时宋氏家族的自由民主风气。我考证以后，更钦佩郑梅的判断。对于模棱两可的内容，编辑的选择依据必须来自严格求证，由此需要耗费多少心血，读者怎么也不会想到。

　　作为主编，我也很怕自己编的书由于内容差错降格，所以在书稿不断充实、完善的近半年时间里，几乎每周要去一次出版社与责任编辑交流，几乎每次都听到郑梅这样一句话：“就怕出错。”“怕”字当头，是一种负责任的体现，也是对文化的敬畏，只有“怕”，才可能格外小心谨慎，去探索未知的文字秘境，营造澄澈的文化世界。现在有些图书上的各种差错，主要原因在于编辑缺少那种对文化的敬畏，放走明明可以捕捉到的“谬误”，于是，内容再好的书，品性骤降，变为“处理品”。

　　我想起一位也可称“文豪”的乾隆皇帝。他在《七情箴》的一则《惧》里，写道“万机待理，知惧鲜失。业业竞竞，一日二日”。他告诫人们虽然多种多样大事等候处理，只有懂得恐惧就会很少失误。请不要误读这里的“一日二日”，其意是兢兢业业，一天两天，连续下去，持之以恒。锦绣文章只能出自“知惧鲜失”的编辑之手。

　　编书是这样，做其他事情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