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有一位名叫孙照明的老板，偶然发现一个学徒白天上班，晚上去补习学校学习，经常深更半夜才回宿舍睡觉。他感到好奇，就找他谈话，还看了学习成绩单，几门功课均在98分以上。孙老板觉得“孺子可教”、“人才难得”，便决定出资赞助这个学徒。他说：“如果你能考取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所有学费、书杂费、住宿费、伙食费都由我支付，而且每月4元月薪照发。”学徒听了真是喜出望外，连连表示感谢，并表示学成后，一定回厂努力工作。

　　孙老板此举不仅为自己企业培养了一个人才，而且无意间也为新中国工业建设造就了一名优秀的企业管理者。这个学徒就是后来的上海跃进电机厂副厂长顾良生。

　　孙老板了不起，能慧眼识珠，解囊相助。然而，这种好事在当年不止一件。

　　上世纪30年代，中国银行作为“国家级企业”，可谓责任重大。“老板”们的工作也是异常繁忙的。但他们对员工的学习深造，都十分支持。中国银行行长宋汉章和上海分行经理贝祖诒听说青年女员工陈正芳将赴美深造，都热情地为她题词送行。宋汉章的题词是：“云程万里，精研经济”。贝祖诒的题词是：“再求深造，其志可佩”。寄语陈正芳学成归来，大展鸿图。

　　尽管由于二战爆发，归途阻隔，陈正芳未能如愿回来报答中行的培育之恩，但她却一直谨记两位老板的教诲，成为一名优秀的金融工作者，晚年还一定要回到上海，回到中行，表达她的感激之情。

　　在我国，有人助学，也有人办学，这似乎成了我们的一个好传统。但像船王董浩云那样想办一所海上大学，却是前无古人的。他想让不同人种、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意识形态的青年学子，在他的这所海上大学里一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起发展友谊，促进世界和平。于是，他便以320万美元拍下了“伊丽莎白皇后号”邮轮，并计划将它改装成一所“海上学府”。后来，“伊丽莎白皇后号”不幸遭受火灾，被烧毁沉没。但他依然矢志不渝，又将旗下的一艘2万余吨级的“大西洋”号改为“宇宙学府”，来顶替“海上学府”，承担起培养航运人才的重任。30年来，已培养了许多人才。

　　董浩云们之所以有如此的善举和壮举，这固然与他们“惜才、爱才”有关，同时，也与他们的“爱国情怀”有关。他们深知不管是一个工厂，一家银行，一个跨国公司，甚至一个国家，要在弱肉强食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靠的就是人才，而人才就要靠教育来培养。这是许多企业兴旺发达的真正原因，也是我中华崛起的关键所在。

　　上面说的虽然是几件逸事，但我觉得并不过时，多少还有一些现实针对性。我国地大，但物不博；我国人多，但人才不多。人才要多，就必须多办教育。国家自然应当大力办教育，但如果有一大批当代的董浩云、宋汉章、贝祖诒和孙照明们，何愁我国教育不强、人才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