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扶桑弟子长相忆

　　当十九世纪最后一抹落霞消失在地平线，当二十世纪第一缕曙光出现在山之巅时，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来临了。辞官后的吴昌硕先来到了镇江金山寺，当他伫立在长江边，看着浪淘奔涌的浩瀚江面，内心反而平静了。他在官场上的急流勇退，也正是为了在艺海中直挂云帆。不久，他即乘船来到了上海松江东南产盐地袁公浦小憩，以调养身心，沉湎艺事。刻了自用印《仓石》，边款曰：“盐城得仓字砖，兹访之，缶道人记于袁公路浦。”

　　阳春三月，桃花灼灼，染红了江南的原野。时客袁浦的缶翁挥毫作了《桃花图》，题诗：“美人香水尚留谿，谿畔桃花亦姓西。庚子莫春之初录金邠句，昌硕时客袁浦。”然而，一纸电文送到了缶翁的手中。原来是淮安府拍来的，让他去清河县清理陈年积案。吴昌硕还是以重听加剧为由请假。于是，他从上海乘火车返回苏州。

　　由于情在师友间的杨岘已归道山，吴昌硕也搬离了寒山寺畔的西畮巷，入住在苏州城里石灰桥畔的铁瓶巷，自此他过着半隐居的生活，摆脱了吏务宦事的纠缠，闭门从艺，专心于书画金石与诗文创作。值得一提的是铁瓶巷环境雅致幽逸，以收藏书画名家之作及善本古籍著称、有“江南第一家”之誉的过云楼即在此巷内。缶翁与过云楼的传人顾麟士早就相熟，曾在过云楼鉴赏顾氏丰硕精湛的收藏，并在过云楼临摹过所藏名画，还是1895年由顾麟士、吴大澂等发起成立的“怡园画社”成员。

　　吴昌硕此时在苏州的住所题名曰：“去往且随缘室”。随缘而相适，正是他在年近花甲时的人生状态和生存智慧。尤其是在一月安东令挂冠而去后，他对自己更有了自知之明，凭其秉性是难于应酬，也不适应官场仕途。其后的生活他除了参加艺友文士们的一些雅集，或是到苏州一些名胜或无锡、常熟、宜兴、溧阳、南京等地踏青游春、赏桂秋旅、冒雪寻梅外，就是在家中与妻子施酒一起作画写字或奏刀刻石。此时的他在金石篆刻上已名声在外，求其刻印者还是有一些，也算可维持。

　　自从日本碑体书法大家日下部鸣鹤回日本推介吴昌硕的金石篆刻后，他在扶桑的名声便开始传播。日下部鸣鹤的学生河井仙郎（1871~1945），正是受到他的影响而仰慕吴昌硕，遂于1897年将自己的作品鸿雁传书给缶翁。对于这位来自东瀛的青年印人的作品，吴认真评点指教，还以自己的印蜕寄赠。这一年的冬天，吴昌硕正客居上海，而河井仙郎在日文求堂主的带领下，东渡来沪，在罗振玉、汪康年二人的引荐下，终于叩响了缶庐之门，拜吴昌硕为师。吴昌硕以深厚的功力、独到的眼光，分析了河井仙郎的篆法，章法、刀法，指出了其应循的篆刻取向，“道在瓦甓”。多学多临秦汉古印及鼎彝石鼓文字，并特别嘱咐其多看多读明清印谱及印人传，并出示了自己篆刻印作让其观摩，此种诲人不倦而毫无保留的师授之道，使河井仙郎如沐春风，深为感动，而且对河井仙郎日后能成为日本印坛的一代大师亦作了前期铺垫。

　　继日本书法篆刻家河井仙郎拜缶翁为师后，这一年又一位日本友人长尾甲在吴昌硕客居上海时，投于门下。长尾甲（1864~1942），又名长尾雨山，是日本讚岐国高松人氏，他是一位学者型的书法篆刻家，主要是以汉学研究为主，曾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东京帝国大学文科讲师。作为一名仰慕华夏汉学文化的汉学家，他明白要真正深入汉学领域，那必须到中国去。于是，他于日明治三十六年（1903）辞去了教职来上海，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译，以“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精神研究中国文化。而书法篆刻亦是中国文化的经典体现，为此，他在友人的介绍下，拜师于缶翁，从诗词古文到书法篆刻，颇多契合，吴昌硕与他情在师友间。长尾甲在上海居住了十一年，特别是吴昌硕定居上海后，长尾甲与缶翁结邻而居三年，时常请教，过往相从甚密，金石奏刀，书画题跋，诗文唱和，缶翁与长尾甲结下了相当深厚的师生情、金石缘。长尾甲于1914年回日本后，吴昌硕与之书信相寄，时在念中。缶翁在信中云：“乃于先生短檠谈艺，孜孜三昼夜，是亦缶之老年一快乐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