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度过了童年生活。孩时最顽皮的记忆都留在了爱棠大院。

　　小时候，我家住在荣昌路（今德昌路）18号。这条路不足百米，可以称为上海最短的街道之一了。走到路的拐角就是爱棠大院。爱棠大院来自于爱棠路，而爱棠路就是今天的余庆路。

　　余庆路北起淮海路，南至衡山路，长不足八百米。路两旁长着高大参天的梧桐树，一看便知道是昔日的法租界。1920年初，上海法租界公董局修筑该路，并以曾任法国驻上海总领事B.Edan的中文名字命名。1943年改名为余庆路。《周易》中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一说，兴许这正是改名余庆路的典籍出处。

　　因爱棠路而得名的有两个里弄。一个是爱棠新村，在路的西侧，陶行知曾经在那里居住过。另一个就是爱棠公寓，在路的东侧。爱棠公寓由三栋五层的公寓组成，公寓的南侧是八栋别墅。有意思的是，爱棠大院的门牌号码都属于荣昌路。有人说，这里原本是两个弄堂，一个是公寓，一个是别墅，后来合二为一。遗憾的是，这两个弄堂是什么时候合并的，似已无法考证。但是，正是这一合并组成了后来的爱棠大院。50年代初，爱棠大院都是市委机关干部的宿舍，我的老丈人家就曾住在院内的40号。

　　那时，我家虽然住在爱棠大院之外，但是，爱棠大院没有门岗，是可以随便进出的。只要一放学，我就会与小伙伴们到爱棠大院玩耍。

　　春日来临，大院中的椭圆形草坪上，绿草青青。那里有一个较高的坡

　　地。我们会横躺着从坡顶上翻滚下来。即使转得有点头晕，也会嬉笑着再来一次。草坪旁边有一棵广玉兰，躯干强壮。我们总会踩着枝杈，叫着喊着爬到树的高端。有一次，不小心掉了下来，摔了个头破血流，到医院缝了好几针。

　　夏日到来，前排别墅庭院中的桑树果实累累。我们时常会悄悄翻墙溜进院子，攀爬上树，骑在树杈上，慢慢品尝那些个大、肉厚、酸甜适口的桑果。一次，院子的主人回来了，吓得我急忙从树上跳下来，一不留神，蹭到了竹篱围墙上，大腿立即被撕开了一条口子。如今，还留着一道十来厘米的疤痕。

　　到了初秋，大院中处处都有蟋蟀的叫声。我们循着叫声，拿着小网罩，蹑手蹑脚地在石堆瓦砾的缝隙中寻找着这些小精灵。有一次，我在搬动一块大石板时，不小心砸到大拇指，瞬间指甲就变成了紫色。过了个把月，指甲盖掉了，长出来了个粉嫩的半月牙的新指甲。

　　1960年，爱棠大院北侧盖起了一栋三层的小楼，成为了上海市委书记的办公室。从此，两侧的大门都设了岗哨，再也不能随便进出了。由于正门在康平路上，爱棠大院渐渐就被人们称之为康平路大院。直至今天，这里依旧还是市委机关大院。

　　不知道是否有人注意过，爱棠大院成为市委机关，倒也符合“爱棠”的本意。“爱棠”出自《左传·襄公十四年》：“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爱其甘棠，况其子乎？”《史记》记载：“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哥咏之，作《甘棠》之诗。”《甘棠》是《诗经》中的一首：“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召公通过认真替百姓做事，换来了人们对他的爱戴，留下了甘棠遗爱的典故，成为悠悠三千年的传唱。

　　1976年之后，父亲赵行志被派到上海工作，家就搬进了爱棠大院。那时的大院与50年代相比并没有什么变化，楼还是那个楼，只是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那些斑驳的墙体上，还隐约看得见遗留下来的“文革”标语，似乎还在述说着那些无人知晓的故事。唯独院中的那棵广玉兰，依旧是“净若清荷尘不染”。遗憾的是，院中略显冷清，很难再见到那些嬉戏喧闹的孩子们了。

　　在大院里，父亲天天来往于住所和办公室之间的石块铺成的小路上。他兢兢业业，克己奉公，两袖清风。1996年，我家搬出了爱棠大院。刘禹锡诗曰：“爱棠馀故吏，骑竹见新童。”我不清楚父亲是否知道“爱棠”的典故，但是，在为政上海的10来年间，父亲与许多他的同辈们没有辱没“爱棠”这两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