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进入中国已经20年了。20年来，互联网不仅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也在不知不觉间改变着社会。互联网是一种技术创新的伟大成就，但又非常不同于此前的任何技术创新，它的普及速度远超过历史上其他技术创新，它对社会和人们生活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也前所未有。20年前，我在中国科学院所承担的工作，使我有幸见证并亲历了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的全过程。（本文摘自《纵横》2014第11期、第12期）

　　“互联网进入中国，不是八抬大轿抬进来的，而是从羊肠小道走出来的”

　　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在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发展，计算机联网成为当时很重要的一个研究方向。我国很多高校和科研院所，对于高速计算机也都有迫切的需求。为了充分利用科研资源，国家计委决定在中关村建设计算机网，共享高速运算能力。于是，诞生了世界银行贷款项目NCFC（National Computing－and－Networking Facility of China，中国国家计算机与网络设施）。该项目旨在把清华校园网、北大校园网和中国科学院在北京中关村的40多个研究院所联成一个网，共享超级计算机的运算能力。

　　世界银行向国家计委贷出420万美元。在今天看来，这是一笔不大的款项，但在20年前，应该算是一笔巨款。国家计委决定用招标的方式来确定负责单位，清华、北大、中国科学院三家单位努力竞标，最后科学院中标。在国家计委宣布评标结果前，我去找国家计委负责这个项目的张寿副主任。我对张主任说，你一定要做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要是有人跟你搭关系，谈些别的事，你都不要听。张主任说，放心吧，肯定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最后，中国科学院凭0.7分的优势胜出，主持这个项目。

　　计算机要联网，也促成了人必须要合作，需要跨部门组成一个项目管理委员会，成员除了清华、北大、中国科学院，还有教育部、自然科学基金会、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参加。因为中国科学院主持这个项目，我又是科学院分管这个项目的副院长，所以由我担任管委会主任。这些单位都很关心NCFC项目，大家都意识到，如果NCFC建好，对科学研究来讲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因为管委会是跨部门的，很多相关单位的领导都要参加，所以对管委会的工作，我特别认真谨慎。我首先去拜访了时任国家教委主任的朱开轩教授，向他汇报情况。朱主任说，虽然我们两个大学不太服气，但是你放心，工作还是要以大局为重，你就放手干！管委会决定的事，不必所有都来向国家教委汇报，我们都支持你！总之，国家计委、国家教委、国家科委、自然科学基金委等这些单位的领导都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NCFC的首要任务是建设三个校园网，然后再建一个主干网，把三个校园网连接起来。至于主干网用什么标准，当时管委会采纳了以钱华林（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中心研究员）为首的技术团队的建议，采用当时已经成型的TCP/IP协议。到1993年底，NCFC项目的网络建设基本完成。

　　该项目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装备超级计算机，作为网络上的公用资源。但是，这个任务受到了阻碍，原因是巴黎统筹会控制中国进口高新技术。

　　NCFC管委会认为，既然我们已经建成了中关村计算机网，又无法购买需要的超级计算机，那就不如趁此机会考虑国际联网。这不仅符合计算机科学的发展方向，也是各高校和科研院所进行国际合作的实际需要。于是，管委会很快达成一致意见，决定进行国际联网。但是，过程却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而是困难重重。

　　第一，NCFC项目的任务书里并没有国际联网这一任务，国家对我们也没有要求。国际联网只是NCFC管委会“一厢情愿”的事情，是一个自选课题。

　　第二，世界银行给我们的贷款，只支持我们建成一个主干网，然后把清华、北大、中国科学院三家的局域网连接起来，共享超级计算机，像国际联网这样的事情，不在他们贷款的支持范围内。所以我们接下来遇到的就是资金问题。如果国际联网，我们需要自筹经费，420万美元的贷款和国家计委的拨款我们不能使用。

　　第三，因为NCFC是世界银行贷款项目，按照世界银行的规定，国际专家组要不断地来中国检查。专家组只认可NCFC项目书上的内容，不关心我们国际联网。他们认为，我们的校园网都建好了，应该赶快去买一个主机，任务就可以完成，就可以结题了，为什么要进行国际联网呢？这简直就是不务正业。国际专家组每次来中国检查，都对我们有一些批评意见，我们没有办法，只好接受批评，暂不改正。

　　第四，要进行国际联网，在当时的条件下，必须要租用电话线。电话线是电信的基础设施，当时邮电部对基础设施的管理和收费制度有严格规定，一家用一根电话线，如果你要把你的电话线两家共用或者出租给别人，就要两倍、三倍甚至更多倍对你收费。因为这个收费制度，我们再三地去跟邮电部解释，说互联网本身是大家资源共享，中国科学院租了这个线不只是科学院自己用，我们要跟清华、北大共用，还有北航、北理工大学，它们知道这个消息以后也都要求上网，所以我们租用这个电话线是要给多家单位共用。邮电部说什么也不理解，说这跟它的制度不相容。

　　第五，美国对中国要接入它的主干网心存戒备。美国认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会“窃取”它的军事机密。到1993年底，我国接入全球互联网的所有技术问题都已基本解决，但钱华林跟我说，不知什么原因，网络就是不通。后来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我们得知，中国之所以接入不了世界互联网，是技术以外的一些障碍。尽管当时没有明说，但大家都心照不宣。

　　尽管困难重重，但管委会大家一条心。国际联网的经费，由国家科委高新司、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中国科学院自愿分担；在我们多次拜访商谈之后，邮电部也破例允许我们以正常价格租用国际信道。最后，还需要设法解决美国方面的问题。为此，中国科学院正式向国务院报告请示，很快便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邹家华副总理、宋健国务委员、李岚清、罗干，都在报告上签了字。1994年4月初，我趁去美国开会之便，拜访了美国主管互联网的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负责人，说明NCFC的性质、国际科研合作对互联网的迫切需求，以及我们联网的目的。最终，我们达成共识，美国同意我们接入互联网主干网。

　　1994年4月19日深夜，在NCFC的机房，当夜值班的一位年轻工程师李俊，忽然发现自己能进入世界互联网了，他喜出望外。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忽然发现自己能联网了，美国互联网上的一些东西我都能看到了，我兴奋得简直难以形容。”他欣喜若狂，还说：“我是中国进入互联网的第一人！”据他讲述，当晚他还留了一个心眼儿，没有打电话给任何人，连领导也没有告诉，想自己先玩一会儿再说，第二天上班才向领导汇报。这听起来虽然很有意思，但也可见当时我国科研人员对互联网的渴求。由此，1994年4月20日，被正式认定为中国开通全球互联网的纪念日。

　　虽然接入国际互联网不是国家给我们的任务，但是当我们迈出了这一步，还是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承认。全功能接入全球互联网在1994年被我国媒体列为国内十大科技新闻之一，被国家统计公报列为1994年重大科技成就。不过，从互联网引入中国的过程也可以看出，互联网进入中国，确实不是八抬大轿抬进来的，而是从羊肠小道走上了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