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

　　主动提出跟我们合影

　　2001年4月29日，王光美同志来上海体检，在东湖宾馆住过一周。可能就是那次体检，她被最后确诊为癌症。那时她已经白发苍苍，人很消瘦，神情有些倦怠，由她的侄女及一个阿姨陪同着，但她对工作人员仍然非常客气，总是一脸微笑，看得出是位善良而随和的老人。出于对她老人家的尊敬，以及对她与刘少奇主席在“文革”中遭受磨难的无限感慨，我和其他工作人员在接待她的过程中分外仔细，想让她在上海过得愉快些、自在些。按照接待标准，每餐四菜一汤，我们知道她是北方人，尽可能安排了一些面食，菜肴清淡，富有营养，不能太甜。这期间，她的儿子刘源来东湖宾馆看过她，但是没有惊动上海市的领导和招待处的负责同志，也没有跟我们打招呼。那时刘源已经是全国武警部队的政委，但他来去都是静悄悄的，不端架子。

　　一周时间很快过去了，当我带领工作人员一起去为王光美同志送行时，也许是她老人家看出了我们的心愿，也许她知道以后来沪的机会不多了，主动提出要跟我们大家合影。我们激动不已，立刻围拢过来，只是当时不知道她已经身患绝症。她老人家德高望重，拍照时理当坐在正中，但是她却坚持坐在旁边，让别人坐在当中，我们工作人员在后面站成一排。这是她最后一次来上海，五年后在北京逝世。现在每当看到这张珍贵的照片，眼前就会浮现出当年的情景。

　　邓六金

　　性格开朗爱说笑话

　　邓六金同志是曾山同志的夫人，是参加过长征的27位红军女战士之一，也是解放战争中华东保育院的创办人。她曾在华东地区工作多年，解放初随曾山同志调到国务院工作后，从此长住北京。2000年五六月间，她来上海体检和治病，住在东湖宾馆。老人家性格开朗，思维活跃，对工作人员很随和，有时还说说笑话。她说：“我们家庆红在上海时常麻烦你们啊”，“我们家庆红吃了你们的红烧肉都长胖了……”说话时她笑得很开心。

　　许多老干部对我们东湖宾馆的红烧肉都印象深刻。记得那时还是黄菊同志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时，有一天他与徐匡迪市长一起来宾馆看望邓六金同志，就在东湖宾馆请她吃饭。吃的都是家常菜，没有什么山珍海味，其中就有一道红烧肉，席间大家都赞不绝口。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些老干部都很怀旧，很喜欢吃家常菜，真的要端上鱼翅海参，他们反而会很反感。饭后，徐匡迪市长已经走出大门了，又返回来对我说：“你们的红烧肉确实烧得好，怪不得许多老同志都夸奖你们。”我对他说：“这是厨师们多年摸索出来的经验，红烧肉要用啤酒来烧，肉质就特别嫩。”徐匡迪市长高兴地说：“不错，不错！”看来他也是难得吃上我们东湖宾馆的红烧肉。

　　邓六金同志很念旧。她与曾山在1952年就已经调到北京工作了，到2000年，已将近五十年过去了，然而她到了上海，总要去看望过去的老同志，还请曾经为他们服务过的警卫员、服务员前来团聚、吃饭。其中有当年的服务员、后来担任国际饭店领导的彭文英，还有兴国宾馆的徐文彪经理。大概东湖宾馆的工作人员跟她说起过，我很喜欢历史尤其是党史，很希望了解更多更真实的党史资料，于是她一有空就跟我聊党史。老人家对上海感情很深，原本打算在上海住一个月，但是“树大招风”，前来看望她的老部下及亲友们非常多，为了不影响上海领导的工作，她决定提前返回北京。她那么乐观、爽朗，那次临走时竟然依依不舍，流下了眼泪。

　　贺子珍

　　不愿多花国家的钱

　　2004年9月，毛主席的大女儿李敏带着女儿孔东梅也来我们东湖宾馆住过一周，那时她母亲贺子珍同志已经逝世二十年了。孔东梅1972年出生在湖南路262号她外婆贺子珍的住处（当时是市委招待所），出生后跟外婆一起生活，由工作人员照看，6岁时她父母把她接到北京念小学，这次来上海时已经三十来岁了，住在东湖宾馆一号楼。李敏也非常念旧，把多年来照顾她母亲和女儿的工作人员、服务人员召集过来一起聚餐，并一再向大家表示感谢。她话语不多，偶尔也说起在上海的见闻，说走在大街上，她几次被市民认出来，在一边指指点点、窃窃私语，还有人喊“毛主席万岁”。

　　我第一次知道贺子珍同志就在我们身边，是在1981年。那时我刚从上海旅游专科学院毕业，分配到市委招待处机关工作。每月发工资签名时，我发现工资单的最后一个名字是“贺老太”，工资200多元，而且是由招待处的副处长祝小宛代领后亲自送去。当时我们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工资是60元，处长葛非同志是13级干部，也只有200元，怎么一个老太太居然也能拿200多元，而且还由领导亲自送去？于是我开始注意这位神秘的“贺老太”，后来才知道她就是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同志，是12级干部。当时这属于非常机密的事情，谁也不可以随便议论的。

　　贺子珍同志是真正带过兵、打过仗的红军女战士，1949年到上海后，曾担任过虹口区委组织部长。她最初住在溧阳路，后来搬到淮海中路她哥哥贺敏学家住过一段时间。不久，贺敏学调到福建工作，上海市委就在泰安路给她安排了一处房子。鉴于贺子珍身患重病，而且病情不稳定，随时需要医护人员护理，就让她住进了湖南路262号，当时是市委招待处所属的招待所。她在这个招待所住了几十年，李敏常来探望她，每年春节总来上海陪她过年。1976年冬天，贺子珍突患中风，左半身偏瘫，住进华东医院。此时“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了。等她病情稳定些后，在纪念毛泽东逝世三周年的日子里，由李敏陪同前往北京，住在解放军301总医院。这期间，她曾去毛泽东纪念堂瞻仰过主席遗容，了却了她多年的一桩心愿。一年后，她因思念上海，在领导安排下又回到上海，1984年在华东医院南楼病逝。

　　我虽然没能直接服务过贺子珍同志，但是从一些在她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那里听到不少她的事迹。当年跟陈毅同志一起进城的炊事班老班长龚庆祥，后来为贺子珍管理过13年伙食。龚庆祥多次跟我谈起，贺子珍同志的最大特点是公私分明，从不多花国家一分钱。她认为国家给她这个老红军的待遇已经很好了，不能再多花国家的钱了，甚至冬天取暖用的煤钱都坚持一定要自己付。她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所有开销包括一部分工作人员的日常开支，也坚持从她的工资里支出。

　　这些革命老太太的高尚品格，多年来一直深深地感染着我，成为我在工作中学习的榜样和前进的动力。

　　（摘自《上海滩》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