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朋友在参观中南海时，发现两幅由我署名的油画，都来问我画这两幅画的经历。我一共有两次机会在中南海里作画，回想起这两段时光，仍然是我人生中不可多得的体验。

　　毛主席逝世之后，中央决定将他位于中南海的故居——菊香书屋对外开放，但缺一幅主题油画。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同志提出，毛主席在中南海时，常常会在晚饭后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几位国家领导人在丰泽园西北角的草坪上共商国家大事，于是决定把这个场景重现出来，作为油画的主题。

　　1980年初夏，我接到任务通知，便急匆匆飞往北京。在机场迎接我的是中国美协副主席华君武和中央警卫局的姚法昌，安排我住在了中央办公厅的招待所里。

　　和我一起完成这项艰巨任务的是中央美院的靳尚谊，他是比我长一辈的油画家，和他一起创作，让我从中也获益良多。到达北京的第二天，我们便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创作的准备工作。我们并不先忙于画草图，而是来到菊香书屋作了现场体察，以便掌握最直观的感受和画面。

　　我们还去了新华社和中央新闻纪录片厂，翻阅了许多上世纪50年代这几位领导人的新闻照片和纪录片。在纪录片中一旦发现好的角度，我们就马上让暂停下来，将定格照片输出作为备选资料。我们还去访问了几位中央领导的警卫员，让他们谈谈五位书记平时的爱好、坐姿习惯、生活习性等。警卫员们提到毛主席爱抽烟，少奇同志喜欢穿布鞋，周总理在夏天偏爱短袖衬衫和风凉皮鞋，这些细枝末节都被采纳到我们的创作中去，以更生动地捕捉领袖人物的个性特征、气质风度。

　　我们按照严格意义上的创作程序进行，自然而然酝酿出心中的画面，构图定稿后，就是塑造和表现了。我想起曾经和我一起参加上海文化局举办的文艺创作学习班的一位学员，他叫吕复，当时在北京任青年话剧院院长。我找他借了一些特型演员做模特。于是，在他的帮助下，我们把特型演员也请进了中南海。演员们按照我们的草图进入各自扮演的角色，而我们俨然过了一把导演瘾，观察和安排着每一个环节，调整人物疏密间隔、动作呼应、让节奏变化、光线明暗更趋于理想，最终将小稿确定了下来。

　　小稿通过之后，我和靳尚谊就离开了中南海，被安排来到西山的玉泉山。油画色彩对光线的要求非常高，只能在自然光条件下作画。那时靳尚谊先生的胃不太好，我每天早晨陪他去爬山，然后抓紧在白天作画，晚上看书休息。

　　和靳尚谊的合作和谐愉快，当时我们的画风相近，都以写实为主，在制作过程中，共同讨论研究，不分彼此。这幅1.8米×1.5米的作品，我们一起铺大调子，然后再进行分工。他画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德，我画刘少奇、陈云和所有道具，最后做总体调整。我们画得非常认真，力求刻画一丝不苟，尤其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来不得半点马虎，因为我们画的是家喻户晓的历史伟人，除了逼真和生动，还要经得起历史考验。胡乔木同志当时也在西山组织起草中央文件，他很关心此画的创作，对每个细节推敲得很仔细，比如原来画面上只有一张圆台桌，他提出少奇、陈云要放茶杯离得太远，既不方便也不合理，于是我们在他们两位中又加上了一个圆台桌。历经4个多月，这幅《共商大事》终于完成。

　　次年五月，我又接到了中央办公厅来电，要我速往北京为中南海颐年堂赶画一幅油画，并且要求这幅画在当年7月1日前挂上墙。

　　由于靳尚谊老师当时在新疆采风，一时赶不回来，所以这幅巨幅油画《战友》是我一个人创作完成的。

　　（本文由邱瑞敏口述，陈卓君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