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惠年曾被陈云赞誉为“我党保卫工作的第一位女同志”，被周恩来赞扬为“立场坚定，一切服从党的利益的好党员”。她是一名中共特科的特工，是一名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上海特科“红队”的女战士。

　　初到上海，在中央交通局长家当“佣人”

　　周惠年跟着一位男交通员从河南鸡公山逃到上海的时候，是20世纪20年代末。那年周惠年刚刚年满18岁，但她已经是一位历经磨难的中共地下党员了。15岁那年，她就自作主张把长长的头发剪成齐耳短发，在家乡河南信阳宣传北伐、接受共产主义革命思想，并退掉了父母给她订的娃娃亲。她16岁加入共青团，为党做交通，送信、送文件、印传单、买菜、买纸。17岁那年她在潢川被捕，被软禁在宪兵连。宪兵连连长田池生大概看她年纪比较小，就没有太难为她，关了三个月后就把她释放了。党组织很快将她调回信阳县委机关工作，她却向组织申请去基层搞工人运动，组织同意了。18岁的周惠年到了信阳的工厂里当起了工人，搞起了工人运动。在一次罢工后，她与同事外出贴传单时被敌人发现，暴露了身份。信阳待不下去了，她就连夜出逃，在火车站遇到了自己的同志，在他们的帮助下，周惠年顺利逃出了信阳。

　　那是1929年的初秋。此时中共中央交通局建立不久，正在向各区委寻找可靠的干部，而且特别需要年轻的女同志，以建立交通站。中央交通局往返河南与上海的交通中，缺一个住机关的女交通员。地下党领导人郭述申认为周惠年很适合这项工作，她虽然年纪小，但革命坚定，又聪明伶俐，遂派她去了上海中央交通局。党组织派了一个男交通员到广水，接周惠年一同去上海。此时，中共中央机关和江苏省委都设在上海。

　　由于缺乏特科工作经验，以及文化程度的限制，周惠年暂时被分配到中共地下交通负责人吴德峰家中当“佣人”。这是周惠年调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第一站。吴家是一户“阔绰人家”，周惠年扮演的是一个年轻“老妈子”的角色。当时吴德峰是中央交通局局长。为了工作方便，吴德峰夫妇开始化装成外地的生意人，租住在比较便宜的房子里，后来因为往来人员和物资增多，又化装成富商大亨。吴德峰要求周惠年从“佣人”做起，熟悉环境。

　　一个在家乡参加过多次暴动的女战士，在一户有钱人家当保姆，成天洗衣做饭带孩子，虽然有时也会接待一些神秘人物，但周惠年还是感到很不适应。她向吴德峰请求调换工作，到革命的第一线做工人运动，却受到吴德峰的严厉批评。吴德峰告诉她，不要小看这个“佣人”，一个家就是一个工作站，一个机关。都到工厂去搞工运，机关工作谁来做？做家务的同时也要接待“客人”。吴德峰要求她必须假戏真做。周惠年虽然满心不情愿，但还是服从了组织决定，把这个“佣人”做得像模像样。

　　危难之际，毅然嫁给红队副队长

　　1931年4月27日，中央组织部领导找周惠年谈话，要她立即到中共特科工作，协助“红队”副队长谭忠余工作。当时，周惠年还不知道党中央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大灾难。

　　两天前的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红队”队长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并且立即叛变。电报被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中共特科成员）截获，立即派女婿刘杞夫连夜赶赴上海找到李克农，报告了周恩来。面对如此紧急情况，周恩来在陈云等人的协助下，立即召集陈赓、李强等有关人员开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销毁大量机密文件，对党的主要负责人加强了保卫并立即转移；把顾顺章所能侦察到或熟识的负责同志的秘书迅速调用新手；对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地有计划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或调离上海；审慎而果断地处理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由各部门负责实现紧急改变。26日夜，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全部搬了家，中央领导人也都转移到别处。在处理顾顺章的亲属时，周恩来想到了特科“红队”副队长谭忠余。谭忠余是特科“红队”的重要人物，这个棘手的行动离不开谭忠余与红队。但顾顺章的妻妹张爱宝是谭忠余的妻子。周恩来立即找张爱宝谈话，要她与顾顺章一家划清界限，谁知张爱宝又吵又闹，还说出威胁之语。周恩来又去找谭忠余谈话，让他断绝与顾顺章以及张爱宝的一切关系。谭忠余先有些犹豫，后来在周恩来的劝说下表示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命令。

　　随后周惠年就调进了特科行动科，也就是“红队”。周惠年成了一名特科“红队”的女队员，协助谭忠余工作。谭忠余安排周惠年仍然做秘密交通员。不久，周惠年就嫁给了谭忠余。从此，周惠年进入了上海党中央的核心部门。多年以后，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赞扬周惠年是“立场坚定，一切服从党的利益的好党员”，说明周恩来没有忘记周惠年在党危难之际所作出的贡献。

　　接下来处理顾顺章亲属时，谭忠余等人严格执行了党中央的指示，把“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主要是亲属全部排列出来，因为这些人都在中共特科的外围工作，知道许多特科秘密。谭忠余带领“红队”队员对顾顺章的这些“重要关系”实施了有效的措施。

　　就在中组部找周惠年谈话的这天上午，顾顺章从武汉到达了南京，他一见到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就表达了他很担忧上海的这些亲属，希望徐恩曾将这些亲属迁移到南京。徐恩曾立即派人去找，但迟了一步。顾顺章叛变后的第四天早晨，也就是4月28日，星期二，徐恩曾率领张冲（训练总干事）、顾建中（组织总干事）两员大将，亲临上海坐镇指挥大搜捕。他们会同上海警备司令部、租界巡捕房，共出动200多人的队伍，按照顾顺章提供的地址，进行了突击搜捕。令他们遗憾的是，中共中央一些重要机关都已人去楼空。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陈绍禹等中共主要领导人全部转移。

　　谭忠余是个带有江湖义气的豪爽汉子。他与顾顺章同为上海宝山人，原是一家米店的店员，北伐战争期间，参加了由中共在上海领导的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并加入了革命队伍。他与顾顺章同是产业工人，也是老乡，所以二人过从甚密。谭忠余曾是康生的交通员，并由康生介绍加入了共产党。中央特科成立后他就参加了特科行动科，做了顾顺章的助手。后与顾顺章的妻妹张爱宝结婚。作为红队的负责人之一，他几乎参与了特科所有惩治叛徒奸细以及国民党特务的行动。在执行任务时，谭忠余始终是丝毫不差地执行党中央决定，因此得到了周恩来的信任，与周恩来的关系逐渐密切。谭忠余很少跟周惠年说起他在“红队”的行动，但有一件事，他跟周惠年说了，就是一年多前发生在上海的“东方第一大暗杀案”。这是谭忠余在惩治叛徒中最有影响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