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自己作为人民调解员的生涯，冯红梅回忆，2001年，改革大潮来临，她在上钢三厂工作，为了不增加企业负担，提前5年退休，回到了社区。一次偶然的机会，居委书记了解到她的司法特长，请她做一次普法讲座。没想到效果非常好，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于是居委书记和她约定，有机会就来社区工作，冯红梅欣然答应。

　　2002年，冯红梅的心愿终于实现，成为东明路街道司法信访窗口的一名调解员。在一次次的调解与不断的自我充电中，她的工作能力得到了充分的锻炼与提升。就在当年，冯红梅接手了一件婚姻纠纷案，她从上门开导，到陪同去法院打官司，再到协助分割财产，让一对脾气很“冲”的夫妻解除了并不幸福的婚姻，而她为当事人写的离婚协议书，则成为上海市首份被法院确认的调解协议书。

　　为母女俩解开“死结”

　　6年里为了房产纠纷打了8场官司，这是发生在一对亲生母女间的故事，而且老太已经年近90岁的高龄，这样的“死结”还能解开吗？面对这样棘手的问题，冯红梅不但不回避，还主动提出为她们调解。

　　原来，这位高龄老人和她的女儿为了房产纠纷反目为仇，年近90岁的老太无依无靠，独自一人租房居住。冯红梅知道了，急得马上联系了老太的女儿，语重心长地开导她。后来，冯红梅把母女俩约到了工作室。刚开始女儿的态度很强硬，不愿意接受调解，但冯红梅条理清晰地给她罗列、分析起《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之后她又多次找来老太的女儿，和她促膝谈心，给她讲一些类似案例，让她设想一下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苦，发自肺腑的劝说最终感动了女儿。

　　后来，冯红梅给母女俩做出了母亲将剩余产权份额转让给女儿、女儿为老人出面租赁房屋的解决方案。没想到女儿主动提出，“妈妈，如果你将来想回家住，我也愿意照顾给你养老。”看着一对反目成仇的母女最终冰释前谦，重归于好，冯红梅笑意盈盈，就好像是见到自己的亲人和好一样。

　　成立调解工作室

　　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是今年市委“一号课题”的重要内容。早在2009年，冯红梅就前瞻性地向东明街道提出了第三方合作的建议。在街道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下，东明路街道与新老娘舅调解工作室的政社合作从此踏上了征程。冯红梅是工作室的负责人，她一身正气评公道的良好形象，早在百姓中留下很好的口碑。加上工作室采取社会化运作模式，处在第三方中立位置。参与调解，比政府部门更容易让老百姓接受，弥补了街道力量的不足，经过她调解的纠纷没有一件成为“民转刑”案件。

　　据统计，冯红梅新老娘舅调解工作室成立以来，6年中共接待社区居民来访14129起，共计19376人次。调解疑难纠纷390起，达成调解协议370份，涉及金额达到4330.48万元。

　　工作室成立不久，就碰上了一桩悲剧，让冯红梅记忆犹新。她告诉记者，2010年大年初四晚上，社区里一户个体户家中，一对年仅7岁的小儿女迟迟没有回家，几个大人到处找，最后在一处工地路边水坑里捞到了两个孩子的尸体。一家人大哭大闹，要找街道解决此事。

　　冯红梅放弃了春节假期，在寒冬腊月里一连几天，到处走访，最终找出了在此施工的建筑公司。好不容易让对方派人来上海解决此事，可是调解难度却依然很大。“家属情绪很激动，建筑公司态度也很强硬，认为自己做好了防范措施，是家长监管不力。”但冯红梅敏锐地指出，建筑公司防护措施没有做到位，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对方也逐渐转变了态度。冯红梅趁热打铁，和情绪激动的家长多次谈心，逐渐缩小双方的心理差距……最终在她的耐心劝导下，这个案子以施工单位补偿死者家属终结。

　　“继承析产”是“绝活”

　　了解冯红梅的人都知道，她不但擅长调解“家长里短”，还有一项拿手绝活，那就是“继承析产”。浦东许多社区甚至浦西的居民都特地慕名而来。

　　“继承析产”，包括房产分割和遗产继承的问题，由此发生的家庭矛盾，通常都是因为在继承和分割环节中遭遇到十分复杂的纠葛，剪不断、理还乱。“这类案子法律规定严、要求高、要准备的材料多，很多地方都是能推就推。但是我觉得，既然百姓找上门，就是调解员的分内事。”为此，冯红梅先是和工作室附近的六里法庭合作，后来又和浦东新区法院签约，被聘为全市首家诉前调解协作单位。

　　接触“继承析产”案件近两年来，冯红梅已经调解了52起，不仅帮当事人省去了大量精力和费用，也为法院节省了不少人力。去年8月，浦东新区法院正式委托红梅调解工作室作为浦东新区首家人民法院诉调对接协助单位，这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又一项创新。

　　从冯红梅调解的一桩桩案例中，记者找到了她“感动上海”的理由——不图名，不图利，只为百姓开心满意。  本报记者 宋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