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70岁，是一名日军屠刀下幸存者的女儿。我妈亲历了两次淞沪战争，每次都离死神一步之遥。

　　我妈叫高小妹，老家在江湾镇北三里路左右的沈家宅，有一条清水悠悠的小河从村中流过，把沈家宅分为浜南场、浜北场，我家在浜南场。

　　遇屠村 仅一人逃生

　　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日本鬼子占领了我们村庄，噩梦般的灾难由此开始。日军从吴淞口登陆后，见中国人就杀。一时间人心惶惶，村上很多人家都拖儿带女逃难去了。我妈个子矮小，出生时因接生不当造成左腿残疾行走不快。妈妈硬逼着我爸带着十岁的儿子（我大哥）去逃难；自己和五岁的女儿（我大姐）留在家里，岂料祸从天降。

　　春节前的一天，我大姐在屋外面场地上玩耍，突然看见端着枪的鬼子凶神恶煞般冲过来，大姐吓哭了，一面哭一面往家奔跑，蜷缩在灶头的角落里。鬼子追到家里，乖巧的大姐还说：“先生我不哭、我不哭、不要打我……”鬼子竟然朝着我大姐“砰”地就是一枪，见大姐瞪着惊恐的眼睛挣扎着，鬼子“砰”地又是一枪，一个鲜蹦活跳幼小的生命霎时倒在血泊之中。

　　痛不欲生的妈妈还没缓过神来，又惨遭打击。那是农历正月十九下午，浜南留在村上的都是老弱病残的人，日本鬼子说是要向村民训话，把我妈和村民统统驱赶到村上一个大户人家的客厅里。那个目光狰狞的鬼子扫视着在场的村民后，一句话也没说，只挥了下手，那些包围着村民的鬼子就用枪向人群扫射起来。还没反应过来的村民纷纷倒地，整个大客厅里顿时血流遍地。我妈因个子长得特别矮小，子弹纷纷从她头顶上掠过。她围着围兜，胸前的口袋里有一盒“洋火”，有一颗子弹竟然从她前面村民的身体里穿出，打在她胸前的火柴盒上，火柴盒被打碎了，子弹才没打进妈妈的胸膛。妈妈被压在人堆里昏死过去，再次醒来时，发现四周死一般寂静，就挣扎着用力推开压在身上的人，推推这个不动，呼唤那个没应答，才发现留在村上的五、六十个村民都死了，就剩下她一个还活着。在这次日军屠村中，妈妈的继祖母、姐姐、小叔叔也都被杀害。她强忍着疼痛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跌跌撞撞整整走了一夜，才来到江湾镇，使出浑身的劲拍一家茅草房的门，这家主人开门看见门口躺着个浑身是血的女人，触摸一下还有气，便抱进了屋里，先给喂了点热水，再熬了点热粥，把我妈救了。妈妈后来才知道，原来浜南村紧挨场中路和逸仙路，交通便利，日军要在此地建军营，就对浜南村实施惨无人道的屠村。

　　经过千辛万苦，我爸带着大哥终于找到我妈，一家人得以团聚。可浜南村的家早被日本鬼子霸占建成了军营，家破人亡无处栖身。

　　遭轰炸 弹片擦头皮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又一次在江湾实施暴行。这次我爸坚持带着大哥和我妈妈一起逃难。

　　听说东洋人不打租界，爸爸搀扶着妈妈冒着随时被日军炮火击中的危险，拼命地往租界赶。我妈腿有残疾，实在走不动了，爸爸背起妈妈让大哥拉着衣角，随着洪水般的难民，挤上外白渡桥涌进苏州河南岸的租界，来到设立在大世界的难民接纳站，里面早已人满为患。

　　人挤人地好不容易挪到三楼楼梯口。管理人员要把他们塞进里面的一间小房间，那里已经挤满人，有个孩子正哭闹着肚子饿，我妈不愿进去，管理人员就用鞭子狠狠地抽在我妈随身带着的破席子上，我妈就是赖着不进去。里间哭闹的孩子被大人带出上街买吃的，管理人员就让后面跟上的一家人挤入小房间。岂料，那户人家五六口人刚挤入小房间席地而坐，一颗炸弹忽地从天而降，小房间霎时被炸飞了，可怜那一家人灰飞烟灭，一块弹片同时嵌入我爸的手臂上，我妈头皮也被一块弹片擦破。惊恐万分的难民转身向楼下逃，逃到街道上，眼前的惨状更令爸妈惊呆了：满街道焦土瓦砾，电线杆上、树桠上挂上残肢断臂惨不忍睹，呼天抢地的哭叫声让空气中都充满颤栗和死亡。

　　几番转辗，我爸妈逃难到现在虹口的香烟桥路地区，找到一间被炸得没有门的破房子安顿下来。为了糊口，我爸到河里去拷浜捉点鱼卖，在桥上设关卡的日本鬼子看见就会抢去，嘴里还说着“咪西咪西地”，敢怒而不敢言的我爸，只有自认倒霉。我妈更是悲惨，有一次过桥时，日本鬼子嫌我妈走得慢，对着我妈狠狠地刺了一刀，刺刀从我妈腰间穿过，幸好没伤着肾脏，在床上躺了不少日子。

　　终于熬到了日本投降，我爸妈也在江湾镇万安路865号居住下来。到了1946年1月我出生了。我父母一生生育了七个子女，只存活了我一人。在我幼年记忆中，四十多岁的母亲，满脸沧桑，看上去犹如六十多岁的老妪。1948年我父亲又生病去世了。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和妈妈才过上幸福的生活。

　　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给妈妈的身心烙下极大的创伤。妈妈生前多次叮嘱我，千万不能忘记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欠下的累累血债，要将她在日军屠刀下九死一生的故事让孙辈们了解，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