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调查了解到，在柴国良外逃前后，阜阳国税系统的塌方式腐败被挖出。截至目前，至少已有１４人落网，包括市局领导２名，阜阳城区３名区局“一把手”局长，４名区县局副局长、分局局长和数名科长。其中，个人贪腐数额最大的达２２００多万元。尤为恶劣的是，多名国税人员监守自盗，利用国家优惠政策内外勾结骗取税金。

　　在阜阳国税窝案中，目前查明的行贿人已近两百人，其中界首商人孙某具有代表性，其行贿额最大、涉及干部最多，“骗税生意”规模也最大。

　　早在２００５年，孙某就与时任界首市国税局副局长杨东升合谋，利用废旧物资回收免征增值税的国家政策，成立了一家废旧物资公司，由杨东升帮其办妥资格认定、收购发票和增值税发票的发放，其通过捏造交易向其他企业虚开增值税发票，从中赚取“开票费”，再与杨东升“分成”。因担心税票数额过大容易暴露，该公司成立４个月即注销，杨东升分得１８万元。孙某紧接着又如法炮制新成立了一家同类公司，杨东升６个月分得１８万元和３０００美元。

　　２００８年后，国家废旧物资税收政策调整，“骗税生意”向涉农产业转移。国家规定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产品免征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收购免税农产品可享受１３％的增值税进项抵扣，这１３％成为骗税者的操作空间。

　　案卷显示，本案中的各类骗税企业达上百家，在没有实际经营和业务来往的情况下，大肆虚开增值税发票牟利。“税收惠民政策就像国库敞开了一条‘绿色通道’，让税务干部去守门，一些人却监守自盗！”一名办案人员介绍，有的国税干部拿走“合伙骗税利润”的三分之二，方伟曾同时接受孙某、程某、王某等人的“皮包公司”骗税“红利”，月入达十几万元。

　　在这个贪腐集团内部，“骗税”既是公开的秘密，又是联手的生意。窝案案发后，一些干部仍不收手。２０１３年方伟落马后，副局长徐乃峰在主持工作期间仍继续受贿，直至被抓。

　　专家认为，本案中多名干部受贿时间长、贪腐手法“简单粗暴”，却长期得不到查处，不少人“边腐边升”，反映出当地国税系统内部监督的低效与失灵。 

　　据新华社合肥８月６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