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年代。从这首歌的激昂旋律中，可以看到我国律师前辈“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威武英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大地上燃起了民族自卫抗争的烽火，义勇军纷纷兴起。这无疑对于《义勇军进行曲》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但是，对于这首歌的形成最直接影响的还是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

　　在上海民众的义勇军中，有两支队伍是由律师出面领导和指挥的。一支是王屏南律师率领的上海市民义勇军，一支是李次山律师率领的上海安徽中学学生义勇军。

　　王屏南1893年出生于莆田，15岁只身到上海谋生，成年后进入上海法政大学半工半读，毕业后在上海当时的四马路开办律师所。“九一八事变”爆发，王屏南义愤填膺，立即着手编印《御侮》周刊，大力宣传抗日救国。东北沦陷后，让上海各界人士群情激愤，民间抗日救国义勇军应运而生。1931年10月5日，上海第一支民间义勇军——上海福建路商界联合会最先成立，共有成员300多人，王屏南被推举为领导人之一。经过三个多月的训练，王屏南率领的市民义勇军的表现获得十九路军肯定，被入编为十九路军义勇军第二大队。“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日军强攻吴淞口，第十九路军旅长翁照垣命令市民义勇军防守宝山。3月1日，日军突然进攻宝山。王屏南率领的市民义勇军成功击退了日军登陆部队。4月29日的《新闻报》曾刊登翁照垣旅长致函上海市商会褒奖王屏南:“上海市民义勇军大队长王屏南，自追随本旅，努力御侮以来，志行可嘉，兹请贵会对此集团善予维护，并请唤起市民一致努力。”1987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授予王屏南律师“一·二八淞沪抗日爱国志士”的称号。

　　李次山律师曾经参加辛亥革命，后结识陈独秀，成为挚友，是《新青年》的撰稿人，曾参与多次营救狱中的陈独秀。“九一八”事变后，他以上海律师公会会长身份参加“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十九路军与日军交战次日，他便到处奔波，动员市民支援军队抗战。几天之内，李次山以安徽中学师生为主，武装组织一个营的义勇军，并自任营长，开上前线协同十九路军作战，这一营抗日志士在战斗中牺牲不少。在这之后，律师公会联络上海各界组织成立各团体救国联合会，李次山成为上海各界救国运动的领袖。1936年，他在上海病逝。在弥留之际，他还低吟“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沈钧儒在《忘不了两个朋友》《七君子事件》两篇文章中，都极为推崇李次山，说“他一二八时期发起组织各团体救国会，我也同他在一起。他那种飞跃猛进的做法，打破了起居饮食的程序，我是简直追随不上”。

　　“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不久，1934年，田汉担任《风云儿女》电影的编剧。但是，田汉刚写出一个故事梗概和主题歌歌词，就于1935年2月19日被逮捕入狱。后来这部电影就由夏衍负责改编成电影剧本。这时，聂耳找到夏衍，主动请缨承担了剧本和主题歌的谱曲。聂耳交稿时，只在主题歌谱上写了“进行曲”三个字。后来，电影的出资人朱庆澜在“进行曲”前加了“义勇军”，这首主题歌被正式定名为《义勇军进行曲》，在歌词、歌曲和歌名上实现了完美的统一。

　　毫无疑问，朱庆澜加上“义勇军”这三个字是点睛之笔。他的这一笔，除了他本人就是东北义勇军后援团会长的重要因素之外，同时，也与他受到上海义勇军感染相关。1931年10月5日，上海市民义勇军在西藏南路宁波同乡会举行成立大会。在会上，朱庆澜等发表了重要演讲，“慷慨激昂，同有不灭倭奴誓不还之慨”。之后，他又给王屏南律师所率领的上海市民义勇军题字：“民族之光。”1932年3月29日，上海市民义勇军在松江合影，照片上展现的一面军旗上就写着“民族之光”。由此可见，朱庆澜的点睛之笔，也是出自于对上海抗日义勇军的敬重，而其中最耀眼的一支队伍就是王屏南律师率领的市民义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