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杨以平 著名版画家杨可扬之女，“老三届”知青，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赴黑龙江北安长水河农场，种过地，教过书，后考入上海师范大学艺术学院（上师大音乐学院前身），毕业留校任教，长期从事音乐理论基础教学工作，副教授。现已退休。著有《鹤鸣九皋——杨可扬画传》。

　　小村名鹤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在这重大纪念日到来之际，我不禁想起了已经去世5年多的父亲，虽然他不是一位抗战军人，但他当时作为一个文化战线上的热血青年，为民族的存亡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我的父亲杨可扬（原名杨嘉昌）被大家认知，是作为版画家的身份，这反而掩盖了他在出版岗位上默默耕耘四十多年而做出的努力，而他最初走上革命道路的，正是集版画与美术编辑、记者于一身的报社工作。

　　1999年，记者陈鹏举曾写下这样的话：“版画在本世纪的中国画坛具有一种非常高的地位。因为在本世纪的上半叶，中华民族经受了沉重的苦难。中国的年轻的版画家义不容辞地用刀刻画着风云和气节，用刀刻写着中华民族崛起的伟大年轮。艺术并不都是象牙之塔的东西，尤其是在国家危亡、民族受难之际，有良知的艺术家都会成为一名战士。遥想那些风雨飘摇、黑云压城的岁月，一批年轻的版画家，用刀去划破夜空，去争取光明。这些版画家，和鲁迅在一起，他们是艺术家，可他们首先是战士。”

　　2009年，父亲在我们的陪同下，以95岁的高龄回到位于浙江临安于潜鹤村的《民族日报》纪念馆。在那里，他深情回忆了70年前的往事，并写下了“鹤村是我一生事业的起步点”。

　　在抗战烽火云起的年代，父亲从一个热爱版画的青年，渐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从浙江的一个小山村里走出，来到当时作为浙江省政治文化中心的金华。

　　1938年11月，中共浙江省委在金华成立了以骆耕漠为书记，邵荃麟、葛琴为委员的中共浙江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父亲作为政治上信得过，业务上过得硬，工作上能力强的同志，被骆耕漠（时任中共浙江省委统战委员、省文委会书记，解放后曾任全国人大办公厅副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等职）看中，应邀参加了《民族日报》的筹备工作。

　　1937年底，国共合作，全国抗日情绪高涨，作为国民党桂系四巨头之一的黄绍竑来到浙江主政，为了收拾浙江腐败的政治烂摊子，他除了全新军事布防外，还需要舆论工具，于是他想到要办一份报纸。当时打入黄绍竑第三战区司令部担任政训室主任的王闻识（中共地下党员）、副主任张爱萍（解放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中央委员等职）立即向中共浙江地下党作了汇报。经研究，认为黄绍竑是我党的统战对象，要力促黄办报成功。经中共地下党省委领导同意，1938年11月在金华开始筹办，参加筹备会的有骆耕漠、邵荃麟、葛琴、王闻识、杨嘉昌、周佐严，会议决定利用黄绍竑与王闻识的同乡关系，派遣王闻识带领一批同志进入报社。就这样，1939年1月，父亲和同志们一起来到了鹤村。

　　定名《民族日报》是立意坚持抗日民族战争，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民族解放。“民族日报”这四个字，就是父亲从孙中山先生手迹中收集而成的。报社选址在鹤村，是因为它既在前线又不太显眼，既接近浙江省政府浙西行署所在地天目山，又便于得到中共地下党的指导。《民族日报》初创时，中共浙西特委就设在鹤村，利用报社为基地作掩护，秘密领导着浙西地下党的斗争。

　　《民族日报》表面上是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的机关报，实际上是掌控在中共地下党的手里，成了中共抗日民族文化宣传在浙西的主阵地。它以坚持团结、坚持抗战、说真话、摆事实、讲道理为办报方针，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汪伪汉奸卖国求荣的丑恶本质，披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以及“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向沦陷区人民群众传播抗战的真实消息，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成为抗战时期与《新华日报》《救亡日报》齐名的第三大重要报纸，1940年的期发行量曾经突破一万份，以当时的物质条件和所处的动乱年代，这已经是奇迹了。报纸不但在浙西传播，还发行到皖南、苏北、杭嘉湖一带沦陷区，甚至影响到上海，成为向敌人政治进攻的重磅“纸弹”。

　　那时物质匮乏，办报条件相当简陋，没有照相制版设备，版面的报头、插图、采访的速写作品全靠手工木刻成版，再与文字一起拼版上机印刷，这种事往往都要连夜加班突击，以不耽误第二天出报。报社职工从社长到工人，不分尊卑，薪俸平等，每月一律支付20来元生活费。报社地处穷乡僻壤，条件艰苦，大家吃粗粮、睡地板。编辑部是四面透风的祠堂用木板分隔而成，到了寒冬腊月，先要烧火把冻硬的毛笔融化才能工作，炎炎夏日，蚊虫肆虐，闷热难熬。更危险的是要与混杂在报社的汉奸特务周旋。

　　由于《民族日报》的“赤色倾向”引起当局的猜疑，报纸的发行量逐步受到限制。1940年下半年，终于被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下令强行改组。在编完当天的报纸后，王闻识便带着我父亲等一批已暴露身份的报人忍痛离开报社。出于斗争策略，王闻识与撤离的同志们在报上发表了社论，题为《告别浙西父老》，大意是：“大敌当前，要以团结抗战为重，万勿使神圣的抗战事业中途夭折。”同时也声明，他们与《民族日报》已没有任何关系，为还留在报社的两位没有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作掩护。

　　我父亲跟随王闻识从鹤村撤离到金华后，不久去了丽水，那时已有一定名声的木刻家郑野夫和金逢孙正在丽水从事木刻运动，于是他便留在了丽水。

　　1941年初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进行残酷迫害，报社先后有19名中共党员和进步新闻工作者被绑架、囚禁，12名地下党员被侵华日寇、国民党汉奸特务枪杀活埋。1941年春，王闻识也不幸在金华被捕囚禁。因受尽折磨，最后牺牲于上饶集中营。

　　《民族日报》从创刊到停刊虽只有七年，但在抗战期间的文化战线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尤其是《民族日报》的初创阶段，更是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一部惊心动魄的史诗。

　　浙江潮

　　在丽水的日子里，父亲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新兴木刻运动中。他进入了由木刻家郑野夫、金逢孙等人创办的一家木刻用品供应社（后来改为浙江省木刻用品供给合作社，简称“木合社”），“木合社”的宗旨是：为适应抗日战争木刻运动的需要，生产供应木刻用品，编辑出版木刻书刊，兼办木刻函授班。父亲除了负责编辑《木合》通讯外，还和郑野夫合编《木刻艺术》期刊，1941年上半年刚出了第一期，却因丽水地区连遭敌机轰炸，“木合社”被毁，第二期一直到1943年“木合社”迁到福建赤石后才得以出版。

　　在丽水，一帮进步青年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宣传抗日，编着不同的刊物，在这里，父亲结识了许多朋友。《浙江妇女》月刊1937年7月由中共地下党以战时儿童保育院浙江分会的名义，在金华创办，1941年4月辗转来到丽水。父亲除了为《浙江妇女》提供大量美术作品外，月刊的封面设计、报头、插图等，都是他用木刻制作出来，大家喜欢他的作品，也喜欢这位“木讷讷”的朋友。那时正值日寇进犯浙赣铁路沿线，天天有空袭的警报，他们只好逃往城外，不过，这也为这批进步文化青年创造了在一起商讨国事，相互组稿的机会。“……他一来立即投入画画，遇到盛夏，那时没有电风扇，更没有空调，他只好赤膊上阵，还是汗流浃背。我们轮流着为他打扇子，便于他抓紧时间完成任务。相互之间，建立起兄弟姐妹般的亲密友谊，大家亲切地称他‘阿杨’，再也不叫他‘杨先生’了，‘阿杨’这个昵称六十多年来没有改变……”这是父亲的老朋友，当年《浙江妇女》编辑秦秋谷阿姨的回忆。

　　由于“木合社”被日寇炸毁，工作人员被迫不得不回老家，郑野夫则随工作单位迁往江西上饶，父亲也从丽水到了云和，进了浙江省“合作事业促进会”工作。他和同事一起编辑、出版、发行期刊《合作前锋》和《浙江合作通讯》，这两份杂志实际上是由中共地下党所掌控，在当时有很广的社会影响。此外，父亲还为《浙江日报》主编副刊《新艺术》，并常常为当地报刊写杂文随笔及提供木刻作品和报头装饰等。

　　“皖南事变”后，浙江的政治形势日益恶化，许多有影响的文化人先后离去，留在浙江的或者被捕，或者不断地被国民党当局找去“谈话”，或者被调动工作而受到控制监视，白色恐怖笼罩着浙江大地。1943年由重庆中国木刻研究会发起的第二届全国双十木刻展，分渝、湘、桂、柳、粤、闽、川、浙、皖、黔十个区同时举行，父亲承担了浙江区的作品征集和展出任务。十月初，他冒着被监察局抓捕的危险，于十月初在云和民众教育馆如期举办展览会。

　　在恶劣形势下，1944年一开春，父亲便离开浙江去了福建。

　　赤石星火

　　赤石，福建武夷山麓的一个古镇，很早就是武夷山万里茶路的集散地之一，也是一块洒满热血的土地。

　　1942年，郑野夫带着“木合社”从浙江丽水辗转江西上饶再迁至福建赤石镇，改名“中国木刻用品合作工厂”（木合厂）。虽说是工厂，却只有三个铁工，两个木工，总共七、八个人。镇上没有通电，夜间行路只有靠燃烧竹片，屋内照明只能点昏暗的桐油灯，“木合厂”在艰苦的条件下利用武夷山区丰富的茶木资源，就地取材，生产木刻刀具和木刻用的木板及各种拓印工具。通过水路邮寄到四面八方，供给全国各地的木刻青年。“木合厂”还以写信的方式，举办木刻函授班，提高木刻青年的创作水平，由此壮大木刻队伍，加强抗战宣传。当年“木合厂”和函授班的影响遍及大半个中国。

　　父亲到赤石时，郑野夫已奉命调任东南合作印刷厂厂长，兼管“木合厂”，这为出版书刊创造了有利条件。父亲首先恢复编辑了在丽水时被迫中断的《木刻艺术》第二期，该期发表了20余幅作品，并推出古元、力群等来自延安解放区的木刻，及臧克家和郭沫若的《木刻研究会周岁》、《敬致木刻工作者》等文章。

　　随后，父亲着重编辑“新艺丛书”。其中有陈烟桥的《鲁迅与木刻》、唐英伟的《中国现代版画简史》、李桦的《水墨画选》、阿杨（杨可扬）的《新艺散谈》和《民族健康》（木刻画集、父亲用了“安怀”的笔名）、邵克萍的《武夷的山、水、茶》（木刻画集）以及冯雪峰翻译的《现代欧洲的艺术》等。

　　在赤石，父亲结识了从江西来到福建参与经营“木合厂”的邵克萍，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七十年的合作与友谊。木刻青年在购买木刻工具后，纷纷来信咨询如何进行木刻创作的问题，除了函授，父亲和邵克萍便萌生了编写一本木刻基础知识及创作经验技法书的想法，好给广大木刻青年解疑答难。于是，由郑野夫提供资料、邵克萍负责封面设计和插图、父亲执笔撰写的《给初学木刻者》很快问世了，作为 “新艺丛书”之一发行到全国各地。从1942年夏到1946年初的近四年时间里，赤石成为中国新兴版画运动在抗战时期的一个孵化器。

　　1945年夏，“木合厂”举办“暑期绘画木刻流动展览会”，从建阳、建瓯、南平、福州、沙县再巡展到永安。为庆祝抗战胜利，9月底，“木合厂”将历年收集的300余幅木刻作品，在福州举办了“庆祝抗战胜利木刻展览会”。

　　对于父亲和郑野夫、邵克萍一起卓有成效的工作，社会给予了客观的评价。

　　“步入国共两党重建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抗日战争时期，是新兴版画运动的盛期。……郑野夫、杨可扬、邵克萍等则在浙江（后转移至福建赤石）组建了为抗日版画运动服务的中国木刻用品合作工厂，先后生产供应全国抗日版画家创作所用木刻刀两千多盒和大量木刻版、木刻箱、磨石、砂纸、油墨、拓印纸等工具、材料，通过设在重庆等地的供应点，输送到抗日版画家手里，有力地支持了抗日版画创作。同时，该木刻用品工厂附设的‘新艺丛书社’，曾出版发行了不少围绕抗日斗争之需的书刊。……”——摘自黄可（艺术评论家）《新兴版画运动》

　　“新兴版画运动是由鲁迅先生倡导的，它的兴起，对于中国的文化艺术来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这场由鲁迅倡导发起的、旨在重振中国版画艺术的运动，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诞生之时起，就深深扎根于民众生活和社会斗争之中，抗日战争爆发后，它更成为宣传抗日救亡的有力武器。一部新兴版画运动史，是一部艺术与生活斗争和民族解放相结合、艺术家与广大民众相结合的历史。它标志着中国艺术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这个新时期正是由新兴版画运动为代表的。这在抗战时期武夷山的木刻运动中也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而杨可扬和邵克萍就是这一时期新兴版画运动的代表。”——摘自龚云表《编辑手记》 

　　岁月悠悠,曾经书写在武夷山的这段木刻运动的辉煌历史已湮没在时光的尘埃之下，当年文化战线上的这些热血青年，大都已离别人世，但大家没有忘记他们，也没有忘记抗战——这段不可磨灭的记忆。